在近年的中國考古學界區域文明探源研究中，以“何以”為前綴、后跟區域名稱的表述頻頻可見。這種“何以××”的語式最早見于陳星燦的書評《何以中原》（《讀書》2005年第5期），該文的中心議題是：歷史上最早的夏商王朝為什么在中原地區產生，簡稱“何以中原”。之后，許宏將“何以”這個前綴置于“中國”前面，旨在探索最早“中國”的誕生（許宏《何以中國》，三聯書店2014年版），即二里頭這個最早“中國”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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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何以中國”之后，“何以”就被諸多考古學研究者“復制粘貼”到了各自的關注區域前。這些稱謂的內涵，簡單來說，就是區域性文明的探源，重建區域性的歷史進程。譬如，“何以良渚”“何以福建”“何以晉南”“何以廣州”等，甚至外溢到相關公共領域，連一個普通的意大利主題展覽都被冠上“何以”。

無獨有偶，在考古學的若干友鄰學科領域中，近年也有一個非常流行的話語——“把××作為方法”。新近令人印象深刻的無疑是項飆的“把自己作為方法”（項飆、吳琦《把自己作為方法——與項飆談話》，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項飆認為，把個人經驗問題化是一個重要方法，把自己的經歷問題化，就是一個了解世界的具體的開始。在“把××作為方法”這一套語式中，項飆的“把自己作為方法”相對屬于一個“例外”。正如王銘銘所說，“××”大抵是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區域，規模大到亞洲或中國，小到國內的地區，最近它甚至縮小到“自己”了（王銘銘《“家園”何以成為方法？》，《開放時代》2021年第1期）。一時間，似乎“萬物皆可為方法”。

“作為方法”這一話語表述始于日本的中國研究學者竹內好，他曾在一場題為“作為方法的亞洲”的講演中，粗略地提出“作為方法，也就是作為主體形成的過程”（竹內好著、熊文莉譯《作為方法的亞洲》，《人間思想》第4期）。而溝口雄三的《作為方法的中國》，則希望能夠通過改變以往的以世界（也就是歐美）為方法、以中國為目的（分析對象）的研究范式，代之“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

研究者把區域作為方法，旨在從這些或大或小的區域汲取思想資源、歷史經驗，并將之問題化、化特殊為普遍。王銘銘近來又進一步將“區域”轉化為“家園”。他說：“無論是亞洲、中國，還是嶺南，抑或是自己，都是局部性和特殊性的，除了‘自己’之外，都約等于不同尺度的規模不等的‘家園’。”

要讓這些小到鄉土，大到世界的“家園”成為一種方法，前提是首先須弄清這類“家園”是什么樣的？經歷了什么樣的生命歷程？是什么樣的歷史因果造就了這樣的“家園”？這就轉接到了“何以××”這個問題上。“何以××”與“把××作為方法”可謂“概念不孤起，總有其鄰”，一樣的高頻率使用，一樣的與區域研究有關，故可以對讀一番。

▲?2022年2月12日，北京故宮“何以中國”展。展覽設在文華殿，共展出珍貴文物130余件/套。何尊（西周，陜西省寶雞市賈村塬出土，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來源：CFP

從具體的區域出發

20世紀80年代以來，區域研究蔚然成風。依據對區域的不同定義，產生了規模大小不一的區域研究。不同的學科領域存在大量的具有自身學科風格的區域研究。不管是哪個領域，首先都是按照一定的標準來劃分區域，比如按照行政區劃、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人文風格來劃分（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區域既可以廣闊如一大片地理單元，包含多個國家政體在內，比如環地中海、東南亞；也可以小至一個國家，甚至一座城市和鄉鎮村落。

區域研究都是從特定的地域出發。每一個被研究的具體區域對象都占有一定的空間，在歷史時間中逐步發展、積累，從而形成一定的區域歷史傳統。例如，布羅代爾在解釋“經濟世界”時，認為經濟世界占據一定的地域，并有一定的界限。在經濟史領域，施堅雅的區域體系理論將中國古代的城市體系分為八個大區，對中國的區域研究與城市史研究影響很大。

考古學領域更能體現分區研究。蘇秉琦在1981年提出了中國史前文化區域的“區、系、類型”概念，對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及部分青銅文化做了綜合歸納，提出“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的六大區域劃分（蘇秉琦、殷瑋璋《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

化特殊為普通

每一個區域都是具體的、特殊的，包含了眾多的“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何以××”的研究正是在揭露這些地方性知識。這類研究通常是長時段的。以良渚文化為例，考古學界對她的研究，已經不僅僅是良渚本身，而是主張從距今7000年前的馬家浜文化開始，特別重視崧澤文化向良渚文化的過渡。中原地區更是如此，探討“何以中原”，需要上溯到新石器時代，追問以中原為中心的趨勢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地方性知識”如何能成為一種方法呢？勢必“化特殊為普遍”，在地方性細節和普遍宏觀處之間找到橋梁，以能夠超越地方性知識。比如，都是中心區（或過渡帶），A中心區（或過渡帶）的社會進程模式對于B中心區（或過渡帶）社會進程的研究，有沒有方法論層面的參考價值。如果有，那么“把××作為方法”便可成立。

良渚文化格外能說明這一點，考古學界認為，良渚文化實證了中華五千多年文明。按照文明三要素對“文明”的界定，良渚文化中沒有冶金術，發現的刻劃符號算不算文字也有很大的爭議。然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結合良渚古城和其他區域考古發現提出的文明社會標準：一是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二是社會分工、階層分化、出現階級；三是出現王權和國家。在這個意義上，良渚是一個具體個案，但是有關良渚的發現和地方性知識有潛力被“普遍化”為若干標準，故良渚可以作為方法，以問題式的“何以良渚”進行推廣。

▲?良渚文化玉琮——良渚反山12號墓出土，浙江省博物館藏。來源：CFP

方法的相對性

溝口雄三的“以中國為方法”在于探索中國作為主體的形成過程，以獲得客觀知識。在這里，中國是“世界”中的一元。溝口雄三意在通過“多元的世界”來解構“將世界等同于歐洲（西方）”的慣性思維。誰能夠成為方法，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如果放到中國內部學術研究來看，在考古學界，按照“把××作為方法”這一概念語式，長期可以作為方法的，中原地區算一個。

直到20世紀80年代，主流觀點依然是以中原地區為中國文明起源的中心。在中國內部，中原被當作方法，整個中國則堪比“天下”（世界），是目的，所謂“逐鹿中原，欲定鼎天下”。也正因此，陳星燦首先提出了“何以中原”。“把中原作為方法”有何內涵呢？李伯謙曾說：“做這個地方、這個時期的考古，要考慮如何與中原掛鉤，文化如何交流，如何融合形成華夏文明。”

的確，沒有哪一個地區是完全獨立孤立的，它們總是與周邊地區，尤其是中原地區發生著或緊密或疏松、或主動或被動的聯系。對于周邊地區而言，中原地區是一個參照系。中原地區的文化曾向周邊擴張，同時也從地方文化中汲取自己所缺少的因素，在勢力擴張的過程中互相促進，地方文化逐漸被融合，在區域互動中，來自中原的影響居于主導地位。隨著中原先進文化的傳播，其他地區的部族開始采用中原王朝的禮儀制度作為社會的整合手段，以規范社會的等級秩序和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轉。這可謂周邊地區將中原的標準作為標準。

隨著蘇秉琦的“滿天星斗”論起，“中原中心”論逐漸式微。蘇氏的“區、系、類型”學說開始作為方法，指導多個區域的文明起源實踐。從局部區域總結出來的“古文化、古城、古國”模式也作為方法，被應用到若干區域的社會進程研究中去。也正是在多元起源的背景下，一系列的“何以××”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了。這個語式的積極之處是它承接的多元論思維，要理解中國所代表的世界，也即以中國為目的的話，不能僅僅以中原為方法，而應以“多元”為方法，以“分解”為手段，重建和認識更高層次的中國圖景。

事實證明，隨著越來越多的考古新發現被認識，新的區域模式和方法迭起，如良渚、紅山、石峁等遺址，都呈現了獨特的文化面貌和飽滿的文化主體性，有潛力成為不同于中原的新模式、新方法。李伯謙就曾對紅山、良渚、仰韶大墓隨葬的玉器進行觀察，提出中國古代文明演進存在兩種模式（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紅山、良渚、仰韶大墓隨葬玉器觀察隨想》，《文物》2009年第3期）。

方法的適用范圍

由此可知，多問幾個“何以××”，也即“將多元而非單一作為方法”是非常必要的。當然，“何以××”與“把××作為方法”也有可商之處。針對當前這兩種語式的泛濫，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

第一，如果所有的區域或人物都能被冠以“何以”，其至多說明規模不等的“家園”都有被研究的權利。但實際上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區域或人物之間的差異和差序是客觀存在的。“何以中原”欲探討的是歷史上最早的夏商王朝為什么在中原地區產生？顯然，不是所有的“何以××”都具有這樣的意義。相應地，也不是所有的區域都能作為方法。

第二，方法的適用范圍有多大？要認識到“××作為方法”的局限性。比如“古國、方國、帝國”模式是否在所有區域都能見到。吳春明在討論閩中地區國家起源與社會發展時曾經提到，文明起源“滿天星斗”說提出之后，一場聲勢浩大的區域間“爭奪”文明上游的競賽拉開帷幕，將文化多樣性和文明多元論的研究推向極端，蠻番邊地也要求在中國早期文明“滿天星斗”中尋找優越的位置和與夏商周同步的“文明火花”（吳春明《沒有帝國的東南——閩中地區國家起源與發展的初步研究》，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編《東方考古》第2集，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回到起初，竹內好在“作為方法的亞洲”的講演中，粗略地提出“作為方法，也就是作為主體形成的過程”。這一主體指的是政治主體、文化主體和區域主體。探索主體形成的過程，恰恰也就是“何以××”的過程。“何以××”與“把××作為方法”作為一種“理想型”的研究視角頗有意義。它們反映了人、物、區域等不同尺度的對象被賦予研究的權利。按照史料學的說法，則是體現了史料和研究對象的擴充。而各種各樣的主體能否作為方法，就與該主體的“主體性”“獨特性”等普遍性內涵與潛能有關，即它們具不具備“化具體為普遍”的潛力。當研究者有意將新的區域作為方法時，實際也體現了該區域存在可以被汲取的資源以供產生新的公共議題和研究領域，某種類型的重心轉移也就相應實現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長江下游社會復雜化及中原化進程研究”（20&ZD24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博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楊陽

新媒體編輯：王村村

標簽： 考古學｜區域文明起源研究的勃興從流行的兩個表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