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供是由供奉天地神靈發展而來的。在古代，將鮮花瑞草佳果、奇石文玩美器供于案上，謂之為“供”。供天地日月，供神仙圣賢，也供祖宗社稷。而后慢慢發展成為包括金石書畫古器盆景在內的文人供奉。數代以降，讀書人習慣在案頭賞玩一些雅物：一件山石，一件古器，一捧草苔……想一想吧，獨坐書房內的書生們，或晴窗坐對，或雪窗聽竹。“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清供成了舊時文人的一種有意義的生活元素。明代仇英《臨宋人畫軸》中，完整展現了文人書房的布置，其中不乏各類清供，把當時古人對于生活的細致考究畫得相當詳實。所以柳宗元說：“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美好的東西，不是他自己才美，而是需要有人去發現它欣賞它，這樣它才能從一個自然的物品變成一個美的意象。所以這個審美的過程就是清供。清供供的是自己的那份清心，其實也就是頤養精神的審美體驗。所謂清雅不俗之物，也可表現清心寡欲的心態。“供”呢，則表示恭敬供奉，代表高潔無染的文人性格。“清物可養心”，所以清供乃是國人寄情山水，長養身心的一種方式。

我這里想重點說的是文房清供。文房清供之風肇始于南北朝，興于唐宋，隆盛于明清。隋唐時期，隨著開科取士，文人們為了躋身龍門，紛紛開啟了寒窗苦讀的經歷，書房成了每位學子必不可少的生活場地，即便再簡陋，為了顯示自己的清雅情趣以及心靈慰藉，許多文人常常給自己的居室或書房取一個寓意深刻的名字，諸如杜甫給自己的居所取名為“草堂”，劉禹錫則以“陋室銘”蜚聲文壇，而這些都是文人自我激勵寄托志向的一種體現。到了隋唐時期，由于盆景奇石文化開始興盛，不少文人在閑暇之余種植花草，尋找奇石盆栽花木，一則興趣使然孤芳自賞，再則標榜志趣高遠回歸自然，三為修身養性陶冶情操，把興趣融入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安靜中享受那一片綠洲。到了宋代，文房清供更是盛行起來，從達官貴族到普通文人，紛紛給自己的書房單獨命名，清供的種類也開始增多了。比如蘇軾，因仰慕白居易便將自己居住的地方命名“東坡”，自號“東坡居士”。陸游的“老學庵”，南宋洪邁的“容齋”等等，不一而足。而宋朝清供的種類主要是以珍奇怪石居多，這也是和宋徽宗喜好奇花異草有關。文人里面，又以蘇軾、米芾、黃庭堅、陸游等為代表。把玩奇石，養花植草，栽種菖蒲，制作盆景等等，使得文房清供的種類大為增多。就這樣漸漸地清供儼然已成為一種文化了。到了元明清時代，書房名號盛行，文人學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雅名書齋，而清供也成為一藝術雜學門類，不少專著紛紛出版，諸如明代歸有光的《項脊軒志》，清代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等等。清供從把玩到鑒賞，從技藝到學說的建立都上升到了相應的高度。

縱觀古代文房清供的形成，是文人精神情趣的一種投射。古代文人崇尚君子之風，一向以清貧孤高自詡。儒家講究入世，拯民于水火之中，“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那么如何獨善其身呢？佛家和道家的清心寡欲，無欲則剛思想便成為文人的自我修養之法。文人們在斗室之中方寸之間抒發胸臆，盡情灑脫，充分展現自己的理想和志愿，從那些精微的花草木石之中領悟自然的奧妙和人生的意義，營造出理想的精神世界。正如明代董其昌所言：“先治幽軒邃室，雖在城市，有山林之致。于風月晴和之際，掃地焚香，烹泉速客，與達人端士談藝論道，于花月竹柏間盤桓久之，飯余晏坐，別設凈幾，輔以丹瀱，襲以文錦，次第出其所長，列而玩之。”看看，這位對后世影響至深的大書法家說得多好啊！

(資料圖)

在自己的世界里盡情揮灑，在自主的空間中隨意把玩，心中的久久積郁的煩悶可以得到略微釋放，內心經年的孤寂可以得到些許安慰……而獨善其身的書房與蘊含了文化禪思的清供，正是一代代中國文人在靈魂世界和生活空間中的獨有領地與情感寄托，更是古今文化人的一種獨特的精神符號。

流云槎

我這個人天生就喜歡那種老舊的、怪誕的、古里古氣的東西。有一年去新疆，在一家賣旅游品的店里看到一塊暗灰色的長相奇特的樹根，不經意間問了價，店主人似乎也對自己柜臺上這個物件不感興趣，所以見有人問價，就報出了一個相當便宜的價格。當時，我也不知道這是什么樹的樹根，以為是新疆沙漠上常見的類似于胡楊那樣的樹根呢。因為問了價就不好意思還，所以便硬著頭皮，僅花一百元買下了。我把那個樹根抱回賓館，同去開筆會的文人們都嘲笑我，覺得離家這么遠竟然買了這么一個看上去只能燒火的廢棄的木頭疙瘩，真是傻得很。我把旅行箱里的其他衣物傾倒出來，又去買了幾個大塑料口袋，把散落一地的零散物品全都裝上，以便空下來的旅行箱里放進這個丑陋的木頭疙瘩。就這樣，數千公里的旅途中，我帶著它又坐飛機又倒汽車輪船的，幾番折騰，終于回到了遠在東北的家。我老婆看見了，也撇一撇嘴說，怎么帶回這么一個沒用的東西？

我也一臉沮喪，所以帶回之后，就把那玩意丟到陽臺一角閑置起來了。若干年過去了，有一次在北京798藝術區，看了一場崖柏藝術展，突然想起多年以前帶回的那個木頭疙瘩，回到家之后立刻從灰塵污垢的陽臺里把它翻找出來。仔細鑒別揣摩，覺得這不就是那種現在被藏家們喜歡的崖柏嗎！我小心翼翼地用鑿子把那東西的底部鑿開了一小點，果然見到了紅褐色的美妙色澤，后經幾個專家認定，確實就是那名貴一時的崖柏。

這使我想起流云槎——明代用天然木根制作的一件非常精美貴重的木雕藝術品。所謂流云槎，是人們根據古代乘槎上天拜見牛郎織女的故事，用天然的樹根制作出來的坐具。詳細地講，此槎由一塊天然生成的榆樹根稍加修理而成的凳子，右側卷起處有陰刻填綠的篆書“流云”二字，下署趙宧光款，并有“凡夫”白文印。搽面及邊緣刻有明代董其昌、陳繼儒、清代阮元、半畝園主人以及現代衡永題記五則。道光二十二年，阮元回故鄉揚州時，因家中失火被燒，買下了清朝大鹽商江春的豪門大宅康山草堂。那時江春已家道敗落，康山草堂雖比不上先前的繁華，但里面的古物依舊存在，由于阮元和江春有親戚關系，阮元就以低價買下了這處名宅。

阮元成了康山草堂的新主人后，有一次在老宅中意外發現了這具“流云槎”，趕緊讓仆人洗干凈。此時流云槎因長期無人照料，被棄角落已布滿灰塵，并有了一些蟲眼。阮元于是請人修補并妥善保存起來，從此流云槎才得以重見天日。

一天，阮元的好友，時任江南河道總督的麟慶前來拜訪，對流云槎頗為喜愛，阮元就順手將流云槎贈送給了他。喜獲此寶的麟慶把流云槎運回北京，并添配楠木云紋木座，陳設于紫禁城外東北角自家花園的“半畝園”中，并將其收入自己編著的《鴻雪因緣圖記》一書。

清代乾隆初年，時任揚州鹽商商總的江鶴亭，從落敗的康海后人處購得宅第，并用黃金千兩買下了流云槎。這位人稱“以布衣結交天子”，有儒風，懂經商，善交際，在兩淮鹽商中享有很高威信的鹽商世家弟子，就成了這件罕見樹根藝術品的又一位主人。

1949年后，麟慶后人王洪永先生將流云槎修整復原，于1958年捐贈給北京的故宮博物院。

著名文化學者韋明鏵評價，有著500年歷史的流云槎，自身的文化價值相當高，它見證了明清時期揚州的繁華與衰退。令人驚嘆的是，太多的文化名人因為“康山草堂”，因為江春江鶴亭，因為阮元跟流云槎發生了文化關系，從而使流云槎增添了更多的歷史價值和考證意義。著名文化學者王章濤也認為，流云槎應是無價之寶，陳列它的地方也十分顯赫。除了“康山草堂”作為皇親貴胄的第四任主人麟慶的“半畝園”，在歷史上也相當有名。天然木根流云槎多次易主且傳承有序，涉及明代狀元、清代進士、鹽商商總和河道總督。而且有記載說，乾隆皇帝到康山草堂也數次把玩過。現在，明清兩朝二十四位皇帝生活過的故宮成了它最后的棲息地，無疑是它顯赫身份的最好歸宿。

據傳，此物在明代正德年間揚州康海康對山的故物，曾陳設于康山草堂，康海是明弘治十五年的狀元，任翰林院修撰、經筳講官等。正德五年，康海因宦官劉瑾被誅一事牽連被免職，自此家道中落。據野史記載，康海罷官后，曾著室于此。他每日流連詩書，招募女樂，宴飲賓客，酒興大發時常自彈琵琶，優哉游哉。從此這個小小的山丘被稱作了“康山”。而流云槎一直陳設在康山草堂中上。在康海手里，流云槎有了最初的記載。

當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時，有兩次去了揚州。所以在揚州他都親臨江春府第——康山草堂欣賞過這個流云槎，有御書為證：“奇花二月之中，遇古木千年以上，論楹貼以賜。”

董其昌有詩作：“散木無文章，直木有先伐。連蜷有離奇，仙查與禪筏。”這是記錄流云槎的最有名的詩。

巴音博羅，滿族，當代著名詩人，國家一級作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從事文學創作，至今發表文學作品400萬字。著有詩集《悲愴四重奏》《龍的紀年》，油畫散文合集《藝術是歷史的鄉愁》，小說集《鼠年月光》等多部。2009年9月開始油畫創作。曾掛職魯迅美術學院油畫系副主任、北京798國際藝術交流中心副主任。

標簽： 巴音博羅清供·流云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