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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黛襲

書讀多了，就會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

你會覺得西方名著里的人物，和《紅樓夢》中的某些人物的遭際、命運，看起來那么像。

《雙城記》是英國作家狄更斯的一部著作。里面卡頓的形象讓人印象深刻。在那樣一個混亂的年代，是維持舊的秩序，還是建立新的秩序，大家各有選擇。

聰明的卡頓卻看得更透徹，他知道無論維持或者建立，到頭來都是換湯不換藥，誰做統治者都是一個結果，自己的奮斗與犧牲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他從小就是個異類，他對他的朋友說，“就是在那時候，我也老替別的同學做練習題，卻很少做自己的”。朋友說他，“你的處世之道是蹩腳的，你老是提不起干勁兒，找不到目標”。是的，成年后，由于思想越發成熟，認識越發孤高，他提不起干勁兒，幫朋友做事，僅是為了生存。

迷茫之際，他遇到了露西。露西的美好，讓他一見鐘情。他知道她有自己的愛人，于是他愿意為她和她的愛人犧牲自己。當露西的丈夫達奈將被殺頭時，他毅然假扮達奈去死，成全了心愛的人的幸福。他臨終說，“我現在做的是一樁最好的事情，遠遠勝過我一向的所作所為，我現在去的是一處安詳的休息之所，遠遠的勝過我一向的所知所解”。卡頓的這番話，是他厭倦爾虞我詐，厭倦那個混亂時代，最終為自己找到安靜之所的最好注腳。

這分明讓人想起了賈寶玉。寶玉從小就是叛逆的，至少與他那個時代是不合作的。他喜歡鼓搗胭脂膏子，你看他的心得以及由此滿溢的洋洋自得：

“那市賣的胭脂都不干凈，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凈了渣滓，配了花露蒸疊成的。只用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手心里，用一點水化開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夠打頰腮了。”

他屋里襲人使用的化妝品比別屋里丫頭的都好：

“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攤在面上也容易勻凈，潤澤肌膚，不似別的粉青重澀滯。”

不僅如此，他不愛讀正經書，旁學雜收倒是比誰都勤快；他猛烈批判當時流行的觀念“文死諫武死戰”，把忙于仕途經濟的人稱作“國賊祿鬼”。那個時代正統的男子都比較重視聲名、謚號、子孫萬代，正統觀念是把個體的一生與一個種姓的綿延緊密聯系起來，提倡立言、立德、立功，哪怕是普通老百姓活著也要為子孫積攢些金錢產業，寶玉卻愿意死后化灰化煙無蹤無際。王蒙說，寶玉的意愿實際上表達的是“人生的荒謬感”。誠以為然。林妹妹是他的底線，和林妹妹在一起的時候，他是快樂的、愉悅的。林妹妹死后，據脂硯齋旁批，他“懸崖撒手”。

他們生活在末世，又都天賦異稟，能看透別人看不透的東西。這決定他們不愿去追求轟轟烈烈所謂的事業，轉而都把純真、詩意的女性當做自己靈魂的寄托，并愿意為她們放棄所有。哲人有言，“當一個人不知他的路會把他引向何方的時候，他已經攀登得比任何時候更高了”。他們走的路是如此不同：出于對靈魂潔凈的珍惜，即使“百口嘲謗、萬目訾睚”，也依然堅持自己。而這正是留給讀者最深刻的啟發。

《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美國作家菲茨杰拉德所寫的小說。主人公叫蓋茨比。蓋茨比和紅樓中的賈雨村最像。

賈雨村出身貧困，有大志，平時特別注意學習格物致知，也注意結交各類朋友，然后靠著恩人的幫助科考成功。第一次仕途經歷短暫，因為少年鋒芒；第二次吃了教訓，徹底腹黑，仕途路上一直順風順水。直到臨近紅樓尾聲通過賈璉和林之孝的對話，才透露了賈雨村的降職，預示賈雨村的厄運將要到來。我們知道賈雨村最后是“枷鎖扛”，這是一個底層人物進軍上流社會躲不過的結局。

蓋茨比也如此。蓋茨比從小就對自己嚴格要求，很自覺的列有“時間表”和“個人決心”，其中包括練習演說和儀態，這是他不甘底層生活想努力過好一生的最好明證。長大之后，跟著一個大款周游世界，努力奮斗到了船長的位置，但最終一無所得。第二次跟了一個投資商，性情大變，開始賣假酒、弄股票、操控球類比賽程序，攫取巨額財富。不過在收益的同時，他的這些行為，最終，也成了他抹不掉的人生污點。

他們對愛人的態度以及愛人對他們的心態也相似。

賈雨村一直惦記著曾經在貧困中對他垂青的嬌杏，并在隔了一年之后，于轎中一眼把已經從街上躲到門縫里的嬌杏認出來，娶回了家。后來，正室死了，他就把生了兒子的嬌杏扶了正。把丫頭扶正，算一種選擇，不用大驚小怪，但那個時代更講究經營政治婚姻、經濟婚姻。從外面娶一個填房，嫁妝只能會更多。在仕途上變了心性的賈雨村，至少在感情上還保留著一份柔軟，他為嬌杏保留了那個正室位置。

蓋茨比呢，因為戰爭不得不離開他迷戀的貴族小姐黛西，五年之后再次來到她身邊，她已經結婚了。為了能重新獲得她的芳心，他不惜夜夜笙歌，只為了把住在對面的黛西吸引過來，但黛西始終未曾露面，他只好找到她的閨蜜代為傳達致意，終于得償所愿，回到她的身邊。他們以為他們愛的人也愛他們，可事實上是，嬌杏只是因為賈雨村生得雄壯，又衣衫襤褸，判定他就是老爺口中的那個需要接濟的窮書生，并未對他有任何好感；而黛西和其他上流社會的人一樣，性格怯懦、內心空虛、追逐財富、道德墮落，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讓蓋茨比當替罪羊，使他慘遭槍殺。

他們兩個人都追求名與利，努力想得到上流階層的認可。賈雨村用的辦法是努力靠攏權貴世家，不惜弄得別人傾家蕩產；蓋茨比用的辦法是努力追求象征貴族美好生活的黛西，黛西其實也曾提議過私奔，但他說了那句著名的話，“我為她準備好了一切，她卻說要和我私奔”。他們的悲劇在于：徹底背叛了原來的自己，祭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以為憑自己的聰明、用心，可以在上層社會這個大染缸里玩得轉，結果還是敗下陣來。兩人都被自己追求的東西反噬，都嘗到了因用力過猛反把自己的一切搭進去了的苦果。

毛姆的小說《月亮與六便士》中，思特里克蘭德先生人到中年，為了繪畫忽然離開了太太與孩子，幾乎連一個便士都沒給他們留下。思特里克蘭德太太每天都哭腫了眼睛，卻要在孩子們面前強顏歡笑，而她的男人躲在小旅館里躊躇滿志，輕飄飄的甩下一句“她可以重新嫁人”。當然，最經典的還是那句“法律能夠從石頭里榨出油嗎？我沒錢，就算法院判決我付撫養費也沒用”。

紅樓中賈敬不就是這樣一個形象嗎？正值盛年，不僅是一家之主還是一族之長，卻忽然拋下偌大家族，進了道觀，煉起了不死金丹。曹雪芹批他很厲害，“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曹雪芹的批里，隱隱有怪他放縱自己，沒有為保住賈府榮華富貴盡一份力的意思。這幾乎可以表明，曹雪芹生活中也有這么一個人，讓曹雪芹想起來就有怨。所以你看，一個不負責任的男人不僅令女人頭疼，甚至令所有人頭疼。

不過，思特里克蘭德先生是為了尋找一種新生活，六便士隨時可以有，但月亮不會隨時看到。這個小說也有原型的，便是畫家高更。賈敬是官已經做得沒意思了，要找更有意思的事做，于是和道士“胡羼”。他沒有思特里克蘭德先生的詩意，顯得庸俗，但給家庭造成的結果來看其實是一樣的。宏觀看，這兩本小說，都寫出了中年男人的一種疲憊，一種人生旅途上的突然而至的關于責任、審美的疲憊。當這種疲憊超過他們的心理底線，他們便崩潰了，于是選擇逃離，去過自己想過的生活。有人說“相比盡到一些做父親的責任，他們更關注自己能否快樂的生活”，這句話或許道出了某些中年男人為何突然做出荒誕行為的真相。

其實還有，不再多論。這里，有沒有發現，東西方作者對自己塑造的人物的感情傾向有很大不同。

中國傳統文化下作者塑造一個人物更注重這個人物的品格，往往帶有明顯的道德批判色彩。偉大如曹雪芹，也避免不了這種傾向。比如，評賈寶玉“可憐辜負好韶光，于國于家無望”，借平兒之口罵賈雨村是“餓不死的野雜種”，描述賈敬放著好好的官不做，和道士在道觀中“胡羼”。

而西方文學塑造人物時更注重這個人物的性格，比如，卡頓也是“于家于國無望”，但狄更斯并不像曹雪芹對賈寶玉那樣飽含著說不出的復雜的感情，蓋茨比也做了很多壞事，為了發財不擇手段，但我們讀不出菲茨杰拉德對蓋茨比強烈的道德批判，相反我們讀出來的是，對他的個人奮斗的“美國夢”破滅的同情，以及由此基礎上認為他“了不起”，而思特里克蘭德先生追尋的是個人自由，這種追尋是毛姆贊許的。

鄧曉芒在《人之鏡：中西文學形象的人格結構》中提到：中國傳統的“獨立人格”，就是自覺地扼殺自己的個性，使之抹平在“自然”、“ 道德”、“ 天理”的平靜水面之下，就是堅持自己無人格；西方的“獨立人格”則是人的自由意志問題，選擇和考慮的出發點并不是任何一種道德規范和對旁人、對國家的義務，而是如何為自己爭得最大的榮耀和幸福。由此我們知道，不同的創作背景和人生哲學是作者對自己所塑造人物感情傾向不同的深層原因。

不過，這些散落在西方名著里的紅樓影子仍然讓我們覺得，世界很小，人性原來這么不分時代、地區和種族還有其他種種。人類有著共同的追求、一樣的期許、同樣的脆弱、突然而至的煩惱和終于毫無牽掛的放棄一切……這或許便是世界名著的魅力。它神奇地打通了某些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打通的關節，讓我們在不同創作背景和人生哲學里認出相似的靈魂，把他們放在一起，為他們的遭際、命運嘆息、感傷，并如艾略特所言，以此，無視世間的飛短流長，濾掉肉身的沉重欲望，讓心沉靜，讓靈魂可以在高空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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