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送快遞》一書出版后的兩個月里，反響不錯，連續數周都位列豆瓣最受關注圖書榜首。這讓作者胡安焉，這位前快遞員兼寫作者開始經歷一段前所未有的忙碌生涯。夾在他趕兩趟火車的間隙中，采訪在周末一大早的星巴克里進行，一見面，胡安焉很客氣地問，今天是不是讓你加班了？我連說不會，同時瞬間將他與書中那個內斂敏感的、溫文有禮的、害怕給別人添麻煩的自畫像準確地嵌合在一起。

比起之前在網上見到的那張他從事快遞員時在電梯里的自拍，真實見到的胡安焉顯得年輕也精神得多，頭發精短，衣著簡潔低調，清瘦，溫和，語間帶著溫軟的南方口音，很像那種常會在文藝活動現場遇到的文藝青年。如果不去算他的年紀，甚至不會意識到1979年出生的他已經44歲了。在咖啡廳特有的商務而精英的氣息中，我們談起了他此前與之看似相隔甚遠的19份工作。

(資料圖)

普通人一生很難擁有胡安焉那樣豐富的工作經歷：酒店服務人員、加油站員工、雪糕批發、漫畫社學徒、雜志編輯、便利店員、自行車店銷售、保安、面包店學徒等；也創過業，賣過女裝、鴨貨、香薰等；當然，還有間歇的寫作。相互跨界，且天南海北。按照時間走下來，書名的“我在北京送快遞”，即他先后在北京兩家快遞公司當快遞員，是他的第十八、十九份工作，也是他迄今最后的工作經歷。以此為名，簡單直白，盡管不足以涵蓋他全部的生涯，但確乎有一些總結的意味——恰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前，他被遣散待業在家，開始或者說重新開始了寫作，直到那年春天，寫他倒數第三份工作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一文在網上出圈。再后來，如地層沉積，一層一層的記憶追加成了一部16萬字的書。

“胡安焉”是筆名，起得蠻好。三個文言里的疑問代詞，像是一種強調，對過往，對前路，對未知。也一并，記錄和質詢著所有仍在生存和生活之間浮沉的普通人們。

2018年5月，胡安焉在派件中。

2017年，胡安焉在德邦上夜班時的制服。 快遞員往事

北京，快遞，這兩個詞足以迅速讓這本書從一眾封面中跳脫出來，引人注目。書封不事雕飾，僅繪著一幅簡潔的炭筆畫，畫著一個正搬著許多紙箱前行的快遞員背影。一切像在呼應著這些年對“素人作家”“打工詩人”的挖掘熱潮，也讓人在翻開書前，對它的內容以及寫作的風格，似乎已懷了一定區間內的預期。然而一旦開始閱讀，越往后，就越明白并非如此。雖然身負前快遞員的身份，但胡安焉的書寫和思考有遠更豐富寬廣的維度。

2020年4月23日對胡安焉是個轉折點，故事也可以從那里倒敘起。在那個紛紛揚揚的世界讀書日，失業在家的胡安焉在豆瓣網#我曾經做過一份“遠離城市”的工作#話題下，貼了一篇與讀書毫無關系的“勞動文”——《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也許是想隨手分享自己的經歷，這篇寫得平實近乎白描，卻意外地收獲了許多關注。那是2017年，他在德邦（便是成書中的D公司）位于廣東順德的一個中轉中心做夜班理貨員，那是非常辛苦的重體力活兒，日夜顛倒，睡眠嚴重不足。有讀者看后留言說，心疼你。做了十個月后，他辭職去了北京，當了白天的快遞員，便是構成書名的這部分經歷。

準確地說，這是胡安焉第二次來北京，上一次是更年輕時候的一段非正式的“流浪、打工與創作”。這一回，經由58同城，他被推薦去S速運（原文中稱法），經歷了漫長、低效而荒唐的過程，終于得以在他所居住的通州梨園分部入職。S快遞素有“快遞界的海底撈”之稱，以較高運費下的優質服務著稱——但這是公司和顧客的視角，若轉換以一個基層快遞員的角度，一切或許是顛覆過來的。比如主管要求快遞員每次派件后都要詢問客戶是否需要帶走垃圾以及請求打五星好評，并以此作為站點排名，這讓內向的胡安焉很為難，當面開不了口，只好每晚硬著頭皮給當日的客戶編輯短信。又比如，公司堅持每個快件都必須要客戶親自簽收，如果沒送到手里，丟失自賠。他有時會暗自羨慕“那些什么通”的快遞員，因為他們只用把快遞放在門口，完全沒有種種瑣事。運費是高出一截，但那是歸公司的，到每個快遞員手里，其實相差無幾。

其間最令他疲憊的，是開晚會。胡安焉所在的站點業績數據不佳，在全市250多個站點中長年排名200開外，總部為此專門派了一個督導下來，下班后召集快遞員們開會講紀律問題，甚至罰做俯臥撐，動輒到晚上十一點。但稍加分析，就會發現數據差其實與紀律關系不大，這個站點因為消防原因在比較邊緣的位置，離快遞員們派送的區域很遠，卻又偏偏是大站，人多，件數多，接駁分揀時間長。上層的調度不合理，壓力卻給了一線快遞員，迫使他們來提升效率。做了大半年后，胡安焉迎來了轉正的機會，但因為種種不舒心，他在最關鍵的“雙11”戰役前做了逃兵，跳去品駿快遞。他走后不久，原先所在的那個站點便撤銷了，快遞員也分流了，公司終于解決了早該面對的問題。

新去的品駿快遞是曾經唯品會旗下自營的物流，規模不大，胡安焉在這里卻自在得多。客戶都是唯品會買家，比較穩定，收寄驗貨之間，跟快遞員的關系也親密得多。只是，一個普通快遞員所會遇到的日常困難依舊恒久而難以避免，譬如客戶留錯地址卻堅持要他免費送到正確地址，或者不在約定時間寄件卻讓他下班后“順便散步一趟來拿”。胡安焉本是極為溫和甚至文雅的性情，避免與人沖突，卻由于快遞員這一職業或者說快遞系統的特殊性，竟也促生許多煩躁甚至難掩怒氣的時刻。工作牢牢框在鐘表時間之內，強度大且緊迫，每次一接電話——不管是客戶的還是主管的——都意味著有突發或棘手的情況，而他必須在當下迅速給出反應和解決，沒有任何消化處理的空間。加上他的性格，不善于用適當的發泄來疏解情緒，愈發堵在心里。系統施加的壓力層層逼向末端，他作為其中沉默的一員只能承受，直到一個臨界點的降臨。

2019年底，隨著業務一點點瓦解，公司宣布，品駿快遞解散了。胡安焉和他的同事們就地失業。最后的日子很輕松，派件少，胡安焉終于有了大把時間，得以悠然、仔細地觀看他日日走過的沿途路線和小區。下班后，他有心力讀《尤利西斯》《沒有個性的人》這種大部頭，或坐在商場里打量其他奔忙的外賣員，發現自己的腦子終于從機械的麻木中復蘇，而那些脫離了工作關系的客戶們也只是普通人，并不更面目可憎。離職時，他發了一條朋友圈，有客戶評論：“你是我見過的快遞員里最認真負責的。”盡管這不是一份盡如人意的工作，但這安慰到了胡安焉，他畢竟曾盡職做到最好。

這一段并不是特為《我在北京送快遞》這一篇附加的正能量尾巴，事實上，胡安焉也許比他所寫到的做得更好。采訪間，他掏出手機給我看他的微信分組，組別多以他所待過的行業或地域命名，有一組專門就是原品駿快遞的客戶。每個人他都按“小區名+樓戶號+微信昵稱”的固定格式作了備注，排列整齊清爽。他已經不做快遞員三年多了，和這些人沒有任何業務往來，但一直沒刪除，一開始是“沒時間刪”，后來覺得也沒必要。他甚至能記起他們每個人的情狀。這些無從聯系的名字而今沉潛在他的手機中，標記著一段特殊的過往，也默示著，他曾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完成了對自己這一次社會勞動者身份的塑造。

在19份工作之間去來

胡安焉進入物流行業，有點偶然。去德邦前，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和熟人在家鄉廣州合伙開淘寶店，賣車載香薰等用品。生意缺乏流量，他跟合伙人觀念不合，也頭疼要給差評用戶打電話溝通。那時他每天晚上要留下來發貨，固定跟一個快遞員打交道，這是他一天里寥寥的人際交流。他有換工作的想法，恰好那個快遞員的工作狀態在他看來“很不錯”，且物流公司入職簡單，報到了就能試工，對不擅長面試的胡安焉來說格外適用。他毫不猶豫選擇了不用和客戶面對面的分揀夜班。

前段時間，網上有個熱詞“孔乙己的長衫”，能否脫下“長衫”去做體力或服務類工作，成為許多迷茫年輕人的心結。至少表面看來，胡安焉是沒有這個“長衫之困”的，他什么都可以做，對于工作想得開也隨遇而安。大約是有感于《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一文把控文字的水準，有人留言：以你的水平，為什么會去做這份工作？胡安焉誠懇地回答：我沒有更好的工作需要的能力和經驗。這個回答收獲了許多人的喜歡。其實他在書里更坦率地寫，因為學歷不好，也不寄望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胡安焉做過19份工作，沒有一份跟他的所學有關。他在中專學的是家電維修，但家電飛速更新換代，他上學時甚至都已經學的是過時的內容，老師用來示范的機器都是淘汰下來的。畢業了，沒有地方接收這些“半瓶子醋”，連學校都為學生找不到對口的實習，最后打包把他們送去一家四星級酒店實習，日常是搬桌椅擺杯碟，這就是胡安焉的第一份工作。實習期滿可以轉正，但他對酒店工作興趣不大，就離開了。

那時他只有二十歲上下，對于未來，無論是行業還是人生方向，都沒什么具體的設想。后來的經歷也是如此，如同決定放棄創業去做快遞分揀，他從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的轉換中，大多缺乏適當的主動銜接，而常是來自某個計劃外的機緣。最偶然的一次，是他在上海一家便利店做店員時，一大早被臨近一家收銀員跑路、急于招人的自行車店老板當場上門挖走。回過頭去看，人生就這樣在當事人并無規劃的情形下形成現在的樣子，由斷續的打工線性連接向前。

與數量自然成反比的是，每段工作都很難做久，盡管在眾多老板眼中，他是那種勤懇友善又好說話的理想員工。不斷離開的緣由是多種多樣的，但本質是類似的：他難以適應環境和人際關系中的一些狀況。在自行車店，同事和老板之間矛盾激烈，他難以抉擇如何站隊，干脆落荒而逃；在南寧做女裝生意，尤其令他感到“精神創傷”，雖然生意不壞，但商場里白熱化的競爭傾軋，人與人之間的惡意中傷，令一向在意別人評價的他身心俱疲，只是因為投了錢，不得已硬抗了一段時間，但最終還是撤退得十分徹底——盡管以世俗標準來看，這算得他最為“成功”的一段，等等。很容易從中提取到可以稱之為“理想主義”的東西，因為純粹而不堪雜質，但胡安焉對自己的回看相當客觀，他坦率地用“逃避”的字眼來概括：“我對我的人生做得最多的干預就是逃避，到現在，我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被動中進行的，是被迫的，不是主動選擇的。”

很早以前，初入社會時，胡安焉就覺察到自己似乎比同齡人“幼稚”和“遲鈍”。他不明白，身邊的同學是怎么“從一個學生搖身一變成為成人的”，迅速就能適應成人的社會法則，譬如能嫻熟地在酒店里奉迎經理，而他始終是一種學生心態，不爭不搶，努力想讓所有人滿意，卻不察人情世故的暗門。一旦某方面沒做好，自己先惶恐起來，久而久之，愈發怯于跟人交往，以至于“社恐”。胡安焉并未系統分析自己這種性格特質的成因，但顯然，就像他在書中時而寫到的，與他的原生家庭關系密切。

胡安焉出生在廣州，父母原在當地事業單位工作，比下有余。他們都不是廣州本地人，在同城沒有親戚，也疏于交往，沒什么朋友。這讓兩代人都不必和同齡人較勁攀比，過得松弛而無壓力。父母很少督促兒子學習，也不要求他和誰看齊，只是訓誡他要克己、勤勉、儉省，品德端正，不違法亂紀。對于子女的人生職業，也從未替他們仔細規劃過。直到多年后，胡安焉做女裝生意時，去合伙人家里，才發現對方父母會和孩子討論發展前途與現階段的困境、生意細節與社會環境等等。這種對話從來沒有發生在胡安焉自己的家里。父母對他的希望，僅僅是自食其力，“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因此，無論是學校安排他去酒店，還是他自己通過招聘啟事去做加油站員工，父母都發自內心十分高興，因為他是“有用”的。

即便在不流行“雞娃”的年代，這種家庭教育也是相當寬松的。在社會中屢屢碰壁后，胡安焉也曾埋怨過父母為何不多催自己“上進”，以及教給自己的那些老式的處事法則，早已無法適用于人情建構起的現實社會。不過，這種家庭教育所賦予的巨大自由也許會令今天許多年輕人向往，胡安焉自己回過頭看，也漸漸能承認其中好的一面：缺乏動力卻也沒有壓力，不以掙大錢博高位作為人生優越感的來源，讓他從小就不會對欲求有過重的執念，可以率然放棄所有積累，甚至能夠接受別人無法接受的一無所有的狀況。對別人而言是摧毀的，對他不是。離開不喜歡的生活，哪怕是被迫的，其背面，也是去追求想要的生活。

胡安焉近年照片 寫作流年與意外收獲

截至這里，以世俗眼光看，像是在講述一個缺乏亮色的失意者的故事。但在這一切的背面，還有一個世界，由精神生活和寫作構筑而成。那個世界豐饒而多姿，給予胡安焉庇護和滋養，在他一次次從現實世界逃離時提供支撐。

這雖是胡安焉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書，但說他是突然冒出來的“民間素人作家”并不確切，因為事實上他已經擁有了十多年的寫作經歷。念頭始于2009年秋，那時他還在南寧賣女裝，店面要被收回去，他也因挫折心生退意。最后幾個月里，趁店里沒人的時間，他開始讀書，并嘗試寫小說。在社會上過往的十年經歷，讓他迸發了一些關于存在的體悟：個體在那些流水線式的工作中如同螺絲釘，自我價值近乎為零，而寫作不同，每個人寫下的都是獨特的我，每一個寫作的個體都是獨特的存在。在那段日子里，胡安焉讀了很多塞林格、卡佛、海明威、卡夫卡等，早期習作也模仿他們的風格。他把它們貼在文學論壇“黑藍文學網”上，有些還在期刊上發表過，但過低的稿酬讓他迅速打消了一度以寫作為生的幻想。

寫作是間歇式的，與打工交替進行，如此十來年。胡安焉坦承，他無法做到一邊工作一邊寫作，工作的時候不寫作也無法寫作，因為那些工作大多需要占用大量時間，耗費大量心思，透支大量情緒。盡管不斷被必需的打工打斷，但當下一次停頓下來時，他依然能提起筆，寫作的沖動并未被生活的水流磋磨去。與其說“堅持”，胡安焉坦白，其實他是很容易放棄的人，也并非天賦之人，只是比起其他人，他沒那么多誘惑和選擇，沒有那么豐富的發展空間，寫作是為數不多可以被自身把握的事，不那么容易被其他選擇覆蓋。

2019年底失業，緊接著疫情暴發，他沒有找工作，開啟了又一段的“脫產寫作”。本意是想寫小說，寫多久還未知，不想短短幾月后，那篇寫上夜班的非虛構就意外火了，他被拽入另一條軌道。有媒體付費轉載和約稿，又有出版品牌“副本制作”的編輯聯系約稿，于是他繼續寫了送快遞的故事，以《派件》為名發表在《讀庫》上。再后來，數個出版機構來聯系，他選擇其中一家簽了出版合同，一兩個月就交了書稿。這些突如其來又順理成章的事件接踵發生在一年多內，用胡安焉的說法，那段時間，“不斷有利好消息”。這讓他獲得一定收入來支持生活，也暫時有了一顆定心丸：寫作這條路，是走得通的。雖然原定2022年初推出的書因疫情延遲了一年，但總體而言，作為一個寫作者，他算得幸運。

讓胡安焉感念的其他幸運還有，他和妻子的父母都退休了，保障和待遇還不錯，他們沒有贍養的經濟負擔，也沒有孩子，“顧好自己就行”。2021年9月，他和妻子從通州搬去了妻子的老家成都。妻子是在黑藍文學網認識的，也是一位寫作者（胡安焉強調了兩三遍，“她寫得比我好”），夫妻倆目前在成都過著一種聽來令人羨慕的生活，每天在家和圖書館讀書寫作。直到今年春天，胡安焉因為這本書的出版短暫從中脫離，忙碌現身于各種采訪與錄制中。

第一次以寫作者而非打工人身份面向大眾，前所未有的“過多的口語表達”讓胡安焉有些緊張，一方面是性格，另一方面，他覺得缺少了對書面表達所能具有的深思熟慮的嚴謹性的把握，甚至擔心會干擾到后續的寫作。但他了解并理解，這些宣傳是重要的，因為關乎他的收入、編輯的績效，以及未來能在這條路上走多遠。對這些，就像對所有突然降臨的新狀況一般，他仍在摸索之中，設法尋求其中的平衡。

來自另一個精神世界的安慰

另一個精神世界立面之于胡安焉的存在，不是天然的，而是源于一段特殊的經歷。他喜歡漫畫，23歲時，看到一本漫畫雜志招收學徒，報名參加并被錄取。他是同屆學徒里年齡最大的，在漫畫社待了半年多，最終并未成為一個漫畫家，卻在那里結識了一些個性鮮明的朋友，他們為這個青春期末尾的普通男孩打開了新的大門。后來，朋友約他到北京“流浪與創作”——這便是胡安焉第一次到北京，在通州和燕郊度過了一段波西米亞式的生活。在他迄今的生涯中，這是最為別致的、離“生存”或“生計”最遠的一段。

胡安焉溯想起來，正是這段經歷給他播下了一顆種子，讓他第一次意識到，生活可以在別處，可以以別種樣態度過一生。此前，他只是一個乖順迷茫的中專畢業生，無論是家庭還是他自己，都與文藝毫不沾邊。初涉社會的種種不適令他惶恐，他擔心自己無法像身邊人那樣自如地融入社會結構，而是永久停滯在邊緣狀態。漫畫社的這些朋友比他年輕，心態卻比他充實，聽搖滾樂，憤世嫉俗，追求特立獨行，把自我放逐于主流之外，他們讓胡安焉接觸到先鋒的文藝生活，也讓他意識到，世間有些人是主動追求“不融入”的。他自以為的不成熟之處，朋友們卻認可是優良品質，認為他“有靈魂”。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胡安焉彼時的焦慮不安，也讓他生出了前所未有的懷疑精神。盡管他始終未能成為像朋友們一樣的人，后來依然回去打工、過世俗生活，但那種非凡的力量是種在心里了，在他一次次感受到現實挫敗時，爆發出來。如他所說，“無論我在現實中過得怎樣，在社會層面是不是被認同、看好，但我有另外一個世界、一個退路、一個去處，給我的人生一個支點，讓我覺得生命沒有虛度，是有價值的。”

盡管打工生涯中有許多溝坎，但其所積累的那些豐富深廣的經驗和地域閱歷，是大多普通人一生難以觸摸的，而對一個寫作者來說，更是不竭的寶礦。不過在胡安焉看來，比起作為“素材”進入寫作，這些經歷首先直接作用在他自己身上，塑造了他，這是最主要的。“經歷得越多，感受越多，整個人的心態、觀念、精神狀態都來自這些經驗的觸發和一點點敲打，它們讓我變成這樣一個人，從而影響我的寫作。我今天的樣子也不是說很好，也有性格、心理方面的缺陷，但它們全部在我身上。”至于寫作本身而言，他中肯地認為，社會經歷反倒不是必需的。“一個人的貧瘠或豐沃，并不建立在他的社會工作經歷上，精神豐富有很多渠道。就像卡夫卡，一輩子在保險公司上班，但他的寫作是富饒的。我不是有意識規劃我的人生，而是隨波逐流，隨遇而安，就像一片樹葉在水流中漂下去，僅此而已。但哪怕是這樣，我也有我豐富的方面，比起別人，我并沒有更糟糕，也沒有更好，人生就是這樣。”

話題每一轉入寫作與內心，胡安焉的本體都似從那個“社恐”外殼中自然剝落，微微激動，表達力驚人。對于新書的走紅，他謙遜地表示，是“占了題材的便宜”。在“非虛構”殆盡之前，他最初、本質想寫的是小說。現階段他正在嘗試寫一部長篇小說，想法之前已推翻多次，目前有了較為成型的設想，是關于描述一種“生存與生活之間”的心態，以心理獨白體進行，希望這一次能夠成功。

書中的一個片段屢屢被媒體提及：他在上海打工時，有一次和文學論壇的朋友聚會，在餐廳里輪流朗讀喜歡的作品。胡安焉讀的是伍爾夫《普通讀者》里的一篇短文，是伍爾夫讀《皮爾金頓夫人回憶錄》的讀后感。皮爾金頓夫人在文學史默默無聞，一生都在傷痛和掙扎中度過，卻能夠保持樂觀的精神，“在心死之時喜歡她的鴨子及枕邊的昆蟲”。胡安焉說，他第一次讀這篇時感動得哭了，這個真實的文學故事給他莫大的安慰與鼓勵。他雖不將自己與之相比，但他向那些“偉大的失意”（伍爾夫語）致敬。對于同樣布滿“失意”的往昔生涯，而今他已能更多待以風平浪靜后的懷念與感激，因為，“懷著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

（原標題：在工作與自由之間 一個“打工人”兼寫作者的世界）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 張玉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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