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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報副刊 | 作者 袁琳

(資料圖)

“《擬編輯鄉土志序》，四年級生，舒慶春……”

“舒慶春！哇，這是老舍先生寫的么？”

“沒錯，這篇文章是18歲的老舍先生在北京師范學校讀書時的習作。”

參觀的學生們對著展墻好奇地討論，旁邊的講解員則耐心地一一解答。在北京市方志館《方志北京展》舊志展廳的諸多展品中，1919年4月的《北京師范校友會雜志》尤為引人流連。

《擬編輯鄉土志序》，即為了編輯鄉土志而寫的序文。那么什么是鄉土志呢？這還要從清末民初說起。鄉土志是誕生于近代中國的一種特殊志書，不同于傳統記述地方史志的書籍，它是當時教授小學鄉土知識的史地教材，具有方志和蒙童兩種屬性。

清朝末年，朝廷腐敗，列強侵華，社會動蕩，民生多艱。內外交困之下，清政府試圖維新強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在蒙學階段推行鄉土教育就是其中之一。

1902年至1903年，清政府學部先后頒布《壬寅學制》《癸卯學制》，兩部學制均強調鄉土教育。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下，規定初等小學第二學年“輿地”要講授本鄉、縣各境，第三學年“輿地”則要講授本府各境；一、二年級歷史課要學習本地的歷史故事和名人事跡，三年級歷史課則要學習本區域的建制沿革、山水地貌及古跡遺存。

隨后，助推此項工作的《鄉土志例目》應運而生。作為全國編纂鄉土教材的指導方案，它繼承了傳統地方志的基本體例和內容特色，明確規定了鄉土志的基本內容，共設置有歷史、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等15門，每門又另做詳細要求。

在持續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地方志雖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舊材料”，卻因其富含豐富的歷史地理資料而被重新認識。此后，各地掀起編修鄉土志風潮，北京唯一的一本鄉土志《延慶州鄉土志要略》正是在此背景下誕生的。有學者統計，清末鄉土志編纂了484種，民國時期雖歷經戰亂，但鄉土志成書也有192種，近代鄉土志共計676種。

老舍對北京的愛是眾所周知的，無論是其筆下的人物，還是小說與戲劇的活動場景，老舍的作品中處處都能看到北京人對故鄉的眷戀之情。而一個年僅18歲的青年就立志要編寫鄉土志，則與他的成長經歷和所學課業不無關系。

老舍先生出生于1899年，此時正值中華民族危亡之際，他的父親就是在八國聯軍入侵時殉國的旗兵。老舍在《擬編輯鄉土志序》中寫道：“爾祖爾父，業于斯，葬于斯，念身世之所來，仰祖父之手澤……夫愛其鄉矣，鄉何由而保？告之曰：必愛爾國以保爾鄉。則愛其鄉者必愛其國，愛其國者始于愛其鄉。”愛鄉愛國的種子在少年老舍的心中深植，他在后來的《四世同堂》《國家至上》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反抗侵略的剛毅形象。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清政府下詔，自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開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廢止科舉考試。1913年7月，14歲的老舍考入位于西城豐盛胡同的北京師范學校——這是一所免收學膳費，又供給制服與書籍的學校。因為沒了父親，老舍幼年家貧，師范學校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在國家教育改革的大潮中，鄉土教育的推行使得“愛國自愛鄉始”的理念逐漸成為當時教育界和社會有識之士的共識，作為教師后備軍，老舍也深以為然。

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鄉土志在近代教育中產生過相當重要的作用。除了老舍先生，魯迅、郭沫若、費孝通等許多歷史名人也都曾談到過鄉土教育對自己的影響。郭沫若在自傳中提到嘉定高等小學的易曙輝先生所教的鄉土志生動有趣，“把嘉定城附近的名勝沿革很詳細地教授給我們，同時還征引了些歷代文人的吟詠作為教材”；而費孝通一生都有地方志情懷，他曾回憶早年間受益于鄉土志，甚至大學畢業論文就是用全國各地方志里有關婚姻風俗的記載作為材料寫成的。

這些循序漸進的鄉土文化與歷史感知教育具有豐富的內涵和深遠的意義，它使學生們更加清晰地意識到個人、宗族、家鄉、民族、國家的發展脈絡與命運羈絆，讓人們在近代中國變革的陣痛中逐漸開始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中國的根底與魂魄。

辛亥革命后，民國政府對鄉土教育始終重視未曾放松。1914年，教育部催促各縣編纂鄉土志或鄉土教科書。1916年，教育部重申鄉土教育在兒童啟蒙階段的重要性：“教授地理宜先注意于鄉土之觀察，以引起兒童興味及愛鄉思鄉。”隨著教育改革的落實，當時全國有大量專職小學教師加入到鄉土教科書編纂隊伍中來，即將成為教師的青年老舍也希望親身參與到鄉土志的編纂實踐中去。

老舍先生以白話文大師聞名，但《擬編輯鄉土志序》全文700余字，卻是以文言文寫就。據老舍自述：“我的中學是師范學校。師范學校的功課雖與中學差不多，可是多少偏重教育與國文。我對幾何代數和英文好像天生有仇。別人演題或記單字的時節，我總是讀古文。我也讀詩，而且學著作詩，甚至于作賦。我記了不少的典故。”因此老舍學生時代有著優秀的文言文寫作功底，國文成績更是出類拔萃。

北京師范學校是培養小學和國民學校師資的中等學校。它的前身是京師第一師范學堂，1912年6月經教育部決定，改為北京師范學校，歸教育部直轄，學制為5年，其中預科1年，本科4年，每學年的8月1日為開學日。老舍1913年入學，頭一年為預科，1917年6月，正值三年級暑假，四年級尚未開學，文章落款雖然是四年級生，實則老舍當時仍為三年級學生。

這篇《擬編輯鄉土志序》寫于夏歷丁巳年端陽節前三日，即1917年6月20日，后載于1919年4月《北京師范校友會雜志》第1期。

《擬編輯鄉土志序》創作一年后，老舍正式畢業。畢業前，他在位于西斜街宏廟胡同的北京師范學校附屬小學“教育實習”了兩個月。作為實習教師，他在教育實踐中更深刻地體會到了開展鄉土教育的意義。正如他在序里寫的那樣：“以鄉土之資料，編入小學課程……使國人而人人懷一《鄉土志》也，展冊一讀，鄉土宛然在目，雖重洋萬里之外，吾知其愴然淚下，念其祖國，媚外之心決不復存!”青少年時代所接受的這些思想教育，潛移默化中影響了老舍的一生，并反映到了他的眾多作品中。

1991年，這篇文章被時任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北京市檔案局局長王國華同志從市檔案館館藏中發現。文章被重新分段、標點，于當年8月23日在《北京日報》重刊。

（作者單位：北京市方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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