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楊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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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特殊的“貨幣戰”

這是一場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貨幣戰”，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人民幣的由來。皖南事變后，新四軍重新整編。1941年3月成立了蘇中區黨委，不久又建立了蘇中軍區，形成了一片包括揚州、泰州、南通以及鹽城南部的根據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在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反侵略斗爭下，抗日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這樣的形勢面前，日本侵略者企圖把單純的軍事占領演變為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滲透。在蘇中地區，其與汪偽政權配合，從“軍事清鄉”到“政治清鄉”“經濟清鄉”，妄圖一舉摧毀長江下游蘇中一帶的新四軍力量。 一場特殊的“貨幣戰”隨之打響。

1942年3月，汪偽政權宣布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貶值，三個月后又正式宣布在江蘇、安徽、浙江、上海等汪偽控制區和日軍占領區禁止法幣流通，代之以汪偽政權“中央儲備銀行”發行的“中儲券”為法定貨幣，并限令老百姓必須以二比一的比價進行兌換。汪偽政權此舉有三個目的。其一，企圖進一步擠壓法幣并取而代之，以此宣示自己政權的“正統地位”。其二，助推“中儲券”涌入根據地，在攫取根據地物資的同時，引發根據地通貨膨脹。其三，緩解汪偽政權的財政緊張狀況。

而在此時，偏安一隅的國民政府一方面顯得力不從心、難以應對，另一方面出于政治上的戒備，一直不愿意授權根據地政權在當地銷毀破損法幣并補充印制新法幣。其實，當時法幣本就是分地域發行的。

面對這樣的壓力，我黨領導下的蘇中根據地做出了發行抗幣的決策，先后發行6種抗幣，在根據地不同區域使用。 因而，當時形成了抗幣、國民政府法幣和敵汪偽幣三種貨幣并存的錯綜復雜局面，斗爭中對策略的把握尤為關鍵。

《人民幣崛起》，袁滿著，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我黨領導新四軍在貨幣斗爭中取得勝利

蘇中根據地審時度勢，明確主要斗爭策略為聯合法幣抵制偽幣，逐步確立抗幣本位。此外，在與偽幣斗爭、沒收偽幣的過程中，堅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照顧到老百姓的困難，避免簡單化處理。在我控制區內堅決禁止和取締偽幣，在敵偽占優勢的地區，則對偽幣主要采用“抵制限制”政策。同時采用“以偽制偽”策略，貶值征收部分偽幣，以便掌握一定數量偽幣，必要時可以拋售。這些政策得到了老百姓的擁護。

在抵制偽幣的同時，我黨對法幣策略的把握即便放到當下來看也充滿智慧。一方面，法幣由國民政府發行，對穩住國民政府的戰時財政非常關鍵；另一方面，法幣是當時老百姓心目中“正宗”的貨幣，支持它對抵制和打擊偽幣有重大作用。但同時，由于國民黨政治上的倒退和財政經濟上的困難，法幣已經并且必定繼續走上惡性通貨膨脹的不歸路。

面對復雜的局面，我黨在蘇中根據地采取了矛盾中求統一的做法，一方面支持法幣，另一方面也逐步適當限用法幣。例如，規定只有票面品相好的法幣才能和抗幣一起流通，票面破舊的要折扣貶值使用；對限制法幣的理由進行宣傳，強調破舊鈔的清理存在困難，而非以抗幣代替法幣。這些都有利于爭取和保持抗日統一戰線中政治上的主動。

值得一提的一個細節是，當時根據地物資匱乏，技術低下，抗幣只得利用土法來防偽，即采用一種特殊的土紙印刷，并盡可能采用雙色套版印刷。由于土紙的特殊性，假冒反而不易。后來雖曾出現過一些假幣，但數量很少。據資料記載，“假鈔在各軍區從未有能蒙蔽三日以上而不被發現和破獲的”。而當時敵偽利用在香港、上海搶掠到的幾家發鈔銀行的票版，大量偽造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兩下相比，這實在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差異。

我黨領導新四軍在貨幣斗爭中取得勝利，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蘇中根據地取得抗戰勝利。隨著日本侵略者宣布無條件投降，各根據地的行政公署相繼發布了各種抗幣不分地域等價流通的告示，再后來隨著各根據地、解放區銀行的整合，我黨領導的貨幣發行越來越趨于統一，直至1948年12月，終于正式發行第一套人民幣。1951年政務院發布命令，宣布統一關內外幣制。以此為標志，新中國建立了獨立統一的貨幣體系。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我黨在民族危亡時刻對金融問題的深刻理解有著超乎時代的價值和意義。如果說人民幣誕生于革命戰爭時期，那么之后則崛起于改革開放時代。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回憶我黨領導的金融史，既有對過往的緬懷，更有對未來的無限憧憬。正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經濟發展、金融改革永遠在路上。

（作者為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本文為《人民幣崛起》序言，發表時有刪節）

標簽： 國民政府 一定程度上 統一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