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好牢1號墓前室后壁東側壁“管仲鮑叔”壁畫

山西壺關，

(資料圖片)

古屬上黨，

因東依太行，地勢高顯，

固有“與天為黨”之謂。

2012年，

《考古》雜志公布了新發現于壺關縣上好牢村，

一座被斷為宋金時期的壁畫墓(M1) 。

其更為確切的年代實際應在金初，

墓中前室后壁門洞東半部的一個畫面，

在以往發現的墓葬壁畫中從未一見。

有趣的是，

這幅出自宋金時期晉東南地區的墓室壁畫，

卻連著前后流傳于

蘇州、紹興和淮安一帶的一個民間傳說。

借助這段至今存活在江南地區的民間傳說，

不僅遠在千里之外的一幅近千年之前的壁畫內容，

可以得到完整的解釋，

歷史上晉東南與吳越地區之間

曾經有過的密切關聯，

似乎也可以獲得一次清晰的顯現。

一

壁畫的內容

這幅壁畫分為兩段，中間隔著一道彩繪立柱。立柱西側繪兩名行在山路上的褒衣長者，其中左方一人側身向右，左手捋須，右手前指，作似有所語之態；右方一人正身向前，眉目低垂，左手觸額，右手下垂，呈若有所思之狀；兩人的背后還跟著一名身背布囊的僮仆；畫面右上榜題“管仲鮑叔”（圖1）。

▲圖1?上好牢1號墓前室后壁東側壁

“管仲鮑叔”與“耨夫”壁畫

榜題文字提示了一個膾炙人口的“管鮑之交”故事：

春秋時，齊人管仲與鮑叔牙相知極深，年輕時一起做生意，管仲本金少而分紅時拿錢多，鮑叔牙知其家貧，故不以其為貪，甘愿讓他多得；管仲幫鮑叔牙出謀做事，可常常把事情做得更糟，鮑叔牙從不說他的主意不好，而說做事的時機不合適；管仲屢曾為官，而又屢遭罷黜，但鮑叔牙不以為他缺乏才干，而認為他沒有碰到慧眼識才之人；管仲從軍打仗，卻每每臨陣脫逃，鮑叔牙知其家有老母需要奉養，故不認為他是貪生怕死；齊國內亂時，管仲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小白，二人各為其主，小白登齊桓公位，輔佐公子糾的管仲遂成階下囚，鮑叔牙非但不以管仲為恥，還力保其不死，舉薦他做了齊國的宰相，最終幫助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齊國的春秋霸業。管仲在有生之年曾留下一句感激的話：“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正史當中有關管鮑之誼的記載，大抵不外乎上述內容，而且依據的都是管仲個人的自述。那么上述畫面所繪究竟是管鮑故事中的哪一個環節，看上去卻頗不明朗。

從畫中兩個主人翁和一個僮仆的組合來看，似乎應該是表現管鮑合伙做生意的。可是畫中卻沒有凸顯出他們如何分錢的場面，而只是描繪了他們一起行走在野外的情形；如果說畫中那位雙目炯視前方的僮仆即是故事當中猜嫌管仲貪財的仆人，那位右手前指、作似有所語之態的老者即最有可能是對仆人有所訓示的鮑叔牙，可是這位老者卻偏偏背對著僮仆，手指指著相反的方向；而且，沿著兩位主人目光和手指會聚的方向我們發現，就在他們身前的地面上，竟然還繪有發掘報告中未曾提及的一個圖像——一個十分規則的長方形條狀物（圖2）。

這個物件，仿佛正是畫中人物為之莫名所以的原因所在。但遺憾的是，僅僅憑借圖像，我們既辨別不出這個物件究為何物，也便無從知曉管鮑到底在做什么。

▲圖2 上好牢1號墓前室后壁

“管仲鮑叔”畫面中之不明條狀物

現在再來觀察立柱東側的下一段畫面，即榜題文字所提示的“耨夫”一段。該段畫面繪一男子頭戴黑色軟巾，上身斜披白色單衣，袒胸露臂，下身僅系一白色牛鼻裈，雙腿裸露在外，其左肩扛著一把彎柄鋤頭，鋤上掛著一個陶罐——顯而易見是一個農夫的形象；從其面向左側、右手側舉的動態來看，仿佛是在向左邊的人物打招呼。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這位農夫的右側，卻盤踞著一條正張口吐信相向而來的大蛇（圖3）。

▲圖3 上好牢1號墓前室后壁東側壁畫“耨夫”

毋庸置疑，如果畫中內容連著一個故事，故事的內容一定與一個農夫和一條蛇有關。但畫中內容與榜題文字令我們不難判斷：這個畫面既不是孫叔敖埋蛇的故事——孫叔敖當時還只是一個孩子，所見之蛇又是一條形貌奇異的雙頭蛇；也不是傳說中的孝子尹伯奇故事——伯奇故事雖有與蛇有關的版本，但那蛇只是后母用來構陷伯奇企圖戕害其親生幼子的一個道具，且目前所見南北朝時期的孝子伯奇故事畫中總會同時出現后母的形象；更不是“隋侯之珠”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蛇是銜著明珠來報謝隋侯救命之恩的……

總之，在現存的各類典籍當中，似乎還很難找到與該畫面內容相符的故事或傳說。那它有沒有可能是來自域外的某個傳說呢？很明顯，以我們現今的知識，這個畫面最容易令人聯想到《伊索寓言》中的《農夫與蛇》故事。可是，《伊索寓言》的最早漢譯本（金尼閣口述譯本）也不過于明末（天啟年間）才出現，即便這個故事的口頭傳播還有可能更早一些，也不見得會早得多久，更不可能傳播得多廣。至此，我們眼前這兩段找不到文獻對應的畫面，竟如丟失了靈魂一樣蒼白。

二

傳說的兩個斷片

顧頡剛先生在考察孟姜女故事傳說的演化時曾指出：“一件故事雖是微小，但一樣地隨順了文化中心而遷流，承受了各時各地的時勢和風俗而改變，憑借了民眾的情感和想象而發展。”誠如所言，孟姜女故事如此，“管鮑之交”的故事亦復如此。

《西游記》第八十一回中寫道：“沙僧笑道：兄長說那里話！無我兩個，真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兄啊，這行囊、馬匹，誰與看顧？寧學管鮑分金，休方孫龐斗智。自古道：‘打虎還得親兄弟，上陣須教父子兵。’望兄長且饒打，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尋師去也。”沙僧在與其“猴哥”的這番話里，用到了一個“管鮑分金”的成語。可見在吳承恩的時代，“管鮑分金”的傳說已為民間耳熟能詳。

沿著這一線索可以發現，方志資料中以“分金”為地名的現象，上起南宋，下迄明清，且尤其多見于江南吳越地區。其中特別引人矚目的，是南宋嘉泰《會稽志》和《大明一統志》中的兩段消息，此下專門列出，并略加考析。

其一，南宋施宿等撰嘉泰《會稽志》卷十一記曰：

（上虞縣）分金橋，在縣西六十里，傍有義遜院。

按：據同《志》卷八：“（上虞縣）戒德院，在縣西北五十里，唐大中十年建，咸通九年賜名義讓寺，治平二年改賜今額。”又據明萬歷《上虞縣志》：“分金橋在戒德寺側。”是知這座寺院原本名為“義讓寺”，亦即嘉泰《會稽志》卷十一所稱位于分金橋附近的“義遜院”。值得注意的是，光緒《上虞縣志》有關“分金橋”的記載還言及：“在鄭村，相傳有兄弟分金不愿獨受余貲，為建此橋。”此說與明初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有關“戒德寺”的一段記述頗為相關。

徐一夔《上虞縣戒德寺記》云：

上虞縣西北六十里而近，有寺曰戒德。唐大中中，居人周氏伯仲有曰元度、元慶者捐宅所建……始，周氏建寺時，工筑基，鉏入土尺咫，見赤虵一，俄斷為二。徐視之，金也。伯仲相顧駭曰：“此神物也。”讓，弗敢有，乃售以建寺，而用其余造橋，故茲寺初名“義讓”。至宋祥符間始改賜今額，而橋名“分金”。

由此可知，當時傳說中“義讓寺”之得名，本是因為唐周氏兄弟動土建寺時意外掘得兩截黃金，二人以其為“神物”，相互推讓而皆不敢收受，于是將其資用于建寺、造橋以惠及眾人的；而且“分金橋”用的即是建寺所剩之余款，與“義讓寺”系同一期工程。至于“赤蛇化斷金”的情節，無疑大大增加了這一傳說的神異色彩和傳奇性。

其二，明李賢等撰《明一統志》卷八記曰：

（蘇州府）分金墩，在府城西南三十五里，相傳管鮑分金處。本朝姚廣孝詩：夷吾坐窮乏，叔牙計余贏；托友心相知，義重黃金輕；得利詎敢私，當道分還平；獨遺一抔土，尚寄千載名。

按：據明初陶宗儀《說郛》所錄宋人《真率筆記》：“吳郡有婚姻墩。昔有女子送葬，道逢書生于此，各以目相挑，后成婚姻，故以為名。后世誤以‘婚姻’為‘分金’，且以為管鮑事，更謬。”是知《明一統志》所記位于蘇州府西南的這處“分金墩”，本名“婚姻墩”，而且它至晚在宋代就已經被世人誤認作管鮑分金之地了。

然而令人有所不解的是，《明一統志》所引“黑衣宰相”長洲（屬蘇州）姚廣孝的那首詩，其上半闕所言明顯為管鮑分金故實，但下半闕——“得利詎敢私，當道分還平；獨遺一抔土，尚寄千載名。”——隱約是在說：管鮑所分之金，是一筆路上拾得的不意之財，而且他們非但沒有私匿這筆財富，反倒是當道平分之后，又將其施與一方之民，從而留下了千載美名。所言與古史記載的管鮑事跡幾乎毫不相干。估計元末明初之際，在姚廣孝所生活的蘇州一帶，民間有關管鮑之誼的傳說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遷。

三

兩段傳說的對接

將上述有關上虞縣之分金橋和蘇州府之分金墩的傳說兩相比較，前者的主人公為唐周氏兄弟，后者則事涉管仲和鮑叔，但兩個故事的基本脈絡都是圍繞于二人意外獲得黃金，最終拾金不昧、施惠于一方之民的，只不過前一傳說被罩染了一筆赤蛇化金的神話色彩。有趣的是，曾經流傳于上虞和蘇州一帶的這兩個傳說，竟然在另外一個地方獲得了一次完美的對接。

就在距離吳承恩家鄉淮安西南不遠的盱眙縣（舊屬泗州），至今仍有兩個分別以管、鮑命名的古鎮——管鎮、鮑集，傳說那里也是當年管鮑“分金”之地。檢視當地的方志數據，可以約略獲見這一傳說的大致源流。

明洪武十九年（1386），皇太子朱標即曾在〈泗州祖陵形勝賦〉中寫道：“蠙城直北，汴河西崗，管鮑分金之地，招賢富貴之鄉” 。是知這一傳說明初以前已在當地存在。

又，明曾惟誠《帝鄉紀略》記曰：“義市鎮，舊名管公店集，一名小集，即管鮑分金之所。”“管仲、鮑叔牙。仲，名夷吾，穎上人，少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薦與齊桓公以為相。管鮑嘗寓州城北三十里，行賈分金，故店名管公，鄉名招賢。高風凜凜，尚足以敦友道。”康熙《泗州通志》卷十九“古跡”項曰：“義城，以管鮑分金于此，故名。今有義城廟。”（圖4）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修泗州志》卷一“山川”項曰：“陡湖州東南百三十里，湖濱有義城廟，相傳管鮑分金處。后人將碑碣移置管公店，而廟遂廢。或曰其地即古之義城也。再考。”；光緒十三年（1887）成書的《泗虹合志》卷二“祠廟”項曰：“義城廟在管公店北，即古義城地，元延佑二年（1315）建（今圮）。”??

▲圖4 泗州義城廟（采自康熙《泗州通志》）

合并此上記載可知，“義市鎮”“義城”“分金店”皆系管公店之別稱，與管鮑在此“分金”的傳說有關；從元延佑二年已建有“義城廟”的情況看，這一傳說至少可以再上溯到元代中期以前。而且，這里的“義城廟”，令人憶及南宋嘉泰《會稽志》所記的上虞“義遜院”（或“義讓寺”），從中既可見宋代尚“義”遺風在江淮地區的廣泛延續，亦可見管鮑傳說當時已成為中國尚義文化的經典象征符號。

雖說管公店北的義城廟早在清乾隆年間已經坍廢，而始建于明的管鮑分金亭直到1959年以前還見存于管鎮街西。據筆者的實地考察，盱眙縣文管所舊址內仍然保存著當年建亭的石碑，石碑正面中央部位刻“管鮑分金處”五個大字，兩側刻“萬歷己亥歲壬?月吉旦/知泗州????/周知丁務/判官周濤/史???”等。“萬歷己亥歲”即明神宗萬歷二十七年（1599），可見分金亭正是于是年由泗州知府主持建成的（圖5）。

▲圖5? 盱眙管鎮明代分金亭舊址殘碑

頗富意味的是，為恢復和保存這段歷史記憶，2002年，當地政府又在明代管鮑分金亭原址附近起建了一座造型別致的新亭。這座新亭，亭身基座的四面矗立著四尊高大的鐵鑄人像，其中南北兩面分別表現年老封侯后袖手而立的管仲、鮑叔牙；東西兩面則分別表現年輕時一起做生意的管仲和鮑叔牙，兩人手中各捧著一塊熠熠發光的金條（圖6）。

▲圖6 管鮑分金亭（江蘇盱眙管鎮，2002年建）

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新亭基座周圍四個門洞兩旁的八個壁面上，還分別以浮雕手法表現了“拾金”“待領”（圖7）“留仆”“化蛇”（圖8）“分金”（圖9）“贈金”等（圖10）八個畫面。這一新景觀中手捧金條的管仲、鮑叔牙塑像，特別是“拾金”“待領”“分金”“贈金”等八幅浮雕，絕非雕塑家一夜之間靈感偶發的妙思別構，而是依據了當地的一個看似不經的民間口傳故事。

▲圖7? 管鮑分金亭浮雕故事之“拾金”與“待領”畫面

▲圖8? 管鮑分金亭浮雕故事之“留仆”與“化蛇”畫面

▲圖9 管鮑分金亭浮雕故事之“分金”畫面（局部）

▲圖10? 管鮑分金亭浮雕故事之“贈金”與“流芳”畫面

有關管鮑分金的民間傳說在北方一帶雖有所聞，但版本不同。1993年，由盱眙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出版的《盱眙縣志》，其中如此記述道：

春秋時期，管仲、鮑叔牙合伙經商。一天，他們走到現名管鎮這地方，巧遇路邊有一根閃閃發光的金條，但是誰也不肯拾取。怎么辦呢? 只有坐等失主。等了好長時間，不見有人來找。他倆叫從人看守，自己到附近村莊住下。從人見主人離去，心生歹意，欲取金逃走。誰知腰剛彎下，金條忽然不見，卻有一條赤蛇撲來，嚇得他連呼救命。適逢一位農夫路過這兒，急忙揮動鋤頭將“蛇”斷成兩截。從人趁機溜之大吉。第二天，管仲、鮑叔牙來到原處，見人走、金斷，十分詫異。路邊的一位農夫得悉這種情況，說：“天賜黃金，何不分取?”鮑叔牙將長的一截遞給管仲，認為他家窮，自己則留短的一截，管仲堅決不受。他們又想到，天賜金于地，應歸于當地老百姓。結果兩截金條分別送給兩個村落的農民。后人為紀念此事，這兩村就叫“管公店”(后稱管鎮)和“鮑家集” (后稱鮑集)，還另建管鮑分金亭。

這個故事版本令我們豁然領悟到：上好牢1號墓壁畫中的“管仲鮑叔”與“耨夫”畫面，其中那塊令人莫名所以的長方形條狀物——即是一塊金條（見圖2）；且畫中描繪的管仲、鮑叔、僮仆、金條、耨夫與毒蛇等形象元素，與這段傳說的基本內容剛好吻合，實際上正是表現了這段傳說。可見同一版本的相關傳說早在該墓建造之時已在上黨一帶有所流傳。

四

故事之外的故事

其實，令人訝異的還不止于此。發現于該墓的兩處斷發文身的相撲人物畫面，不僅令人聯想到歷來備受異議的吳越習俗，而且也將我們的視線引向了宋金戰爭時期的特殊歷史背景。

這兩幅相撲人物畫面，一處位于前室西壁拱券門洞南側的磚砌欞窗上方，繪全身裸露、體態壯碩的兩名相撲男子：其中一人彎腰側身，雙手緊抱對方的大腿；另一人，左手扣住束在對方頭部的絲帶，右手緊緊抓住其束在腰間的牛鼻裈；兩人皆頭蓄短發，四肢和胸前部位還繪有密密麻麻的鱗介狀紋飾，宛若龍蛇之屬（圖11）。

▲圖11? 上好牢1號墓前室西壁南側壁畫相撲圖

另一處相撲圖繪在西側室的北壁，以并排懸掛的兩幅掛軸形式出現：其中，位于西側的掛軸，繪一名頭束白帶、下體僅穿牛鼻裈的裸身男子，正斜舉右臂，側身面向東方（圖12）；

▲圖12? 上好牢1號墓西側室北壁西側相撲人物壁畫

位于東側的掛軸亦繪有一個頭束白帶的短發人物，其面部呈四分之三側面，從其眉眼的細秀和上身似佩有瓔珞衣飾等情況來看明顯是位女性形象，她右手側舉過頭，左手斜搭于身前，仿佛側身蹲踞在畫面的中央，應是正式相撲比賽前做開場表演的“女飐”角色（圖13）。

▲圖13? 上好牢1號墓西側室相撲人物壁畫（女飐）

之所以說這兩處壁畫中的人物形象與古代吳越習俗有關，理由可舉以下數端：

眾所周知，中國古人一向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因而往往將“割發”“文身”（古代亦稱“刺青”）視為自殘乃至一種刑罰（“黥刑”）。惟吳越習俗則歷來不然。《左傳·哀公七年》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發文身，祼以為飾”；《墨子·公孟》曰：“昔者，越王勾踐剪發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淮南子·原道訓》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于是民人被髪文身，以象鱗蟲。”（高誘注曰：“被，剪也；文身，刻畫其體，內默其中，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也。”）宋程公說《春秋分記》曰：“吳之先，斷發文身，裸以為飾，豈禮也哉？”

事實上，吳越地區的這一習俗直到兩宋時期都不絕如縷。如周密《武林舊事》記臨安當地每年八月的“觀潮”習俗時說：“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每歲京尹出浙江亭教閱水軍，艨艟數百，分列兩岸，既而盡奔騰分合五陣之勢，并有乘騎弄旗標槍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吳兒善泅者數百，皆被發文身……”

之所以又說這兩處壁畫中的人物形象與當時宋金戰爭時期的特殊歷史背景有關，理由是亦有以下數端：

一是因為相撲作為一種尚武游戲，向以軍中所好為。

北宋太祖總領軍隊時，為訓練軍士，曾制定過以角力斗毆分別勝負來“漸增俸緡、遷隸上軍”的訓兵之法；南宋紹興年間，朝廷駐蹕臨安，“殿嚴楊和王（楊存中）因軍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其中即見有相撲之戲；尤其是在宋金戰爭期間，由于抗金名將韓世忠、岳飛等在軍中實行以“相撲”方式選拔“旗頭”、勇力出眾的“旗頭”還可拔升為副將的治軍措施，導致以相撲能事為榮的風氣大興于軍中。不僅如此，岳飛既為中興名將，官拜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軍中必不乏吳越一帶斷發文身的驍勇善戰之士，加之其麾下所收兩河義軍及其他各路忠義豪杰本來多有綠林習氣——如王夫之《宋論》所謂“岳侯所收群盜，力戰中原，將士樂為之死”，故軍中南北風習相互浸染的情況亦不難想見。

可以推測，上好牢1號墓所見這種斷發文身的相撲形象，正是宋金戰爭期間上黨一帶兵民娛樂活動中的一道常見景觀。無獨有偶，這道景觀不僅以壁畫的形式留存于上好牢1號墓，位于山西晉城（古澤州治地）南社村的一座宋金墓葬，墓頂南壁也出現了一幅同樣題材的壁畫，且其中的一對相撲人物亦頭蓄斷發，背部還刺有“深秋廉籌/落日樓臺”的文身字樣（圖14）。

▲圖14? 山西晉城南社村宋墓壁畫相撲圖（墓頂南壁）

二是因為活動于太行山一帶的抗金義軍，與淮河以南的南宋抗金主力之間有不斷的往來與聯動。

壺關位于太行山西南之上黨地區上游，正當三晉兩河之沖，為歷代用兵必爭之地。宋金戰爭期間（1125-1234年），以潞州為中心的太行山南部，曾是抗金斗爭最為活躍的地區。北宋末年，金軍南下河北，攻破太原，河北、河南不甘女真人鐵蹄踐踏的民間義勇之士，多聚集于此，營立山寨，建成各種抗金義軍組織，四處與金軍展開游擊拼搏。當時較為著名的，即有王彥領導的八字義軍、梁興領導的太行忠義社和韋忠佺領導的紅巾軍等。及金軍大舉南下，汴京淪陷，東自淮河、西止大散關以北的絕大部分北宋疆域盡陷金境，宋金雙方由此展開了南北拉鋸爭奪的長期斗爭。

南宋建炎元年（1127），抗金名將王彥率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及其所部七千人，在河南新鄉為金軍所圍，突圍后，乃進入太行山區，與太行“忠義社”各路領袖歃血為盟，一時之內，兩河忠義社首領所據山寨及其兵民，率皆歸于王彥麾下，盛時士兵多達十萬之眾，以致兵寨連綿數百里，鼓角之聲相聞。這支抗金力量，即是著名于時的太行山八字義軍——因官兵相率于額上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而名（亦名“赤心軍”）。當時，凡散在河東、并州、汾州、澤州、潞州和河北懷州、衛州、相州一帶的抗金人民武裝，也大都在王彥的節制之下。紹興五年（1135）六月，王彥以八字軍萬人赴闕后，抗金名將岳飛又在其數次北伐期間，與太行山八字義軍和忠義社屢有密切的聯動。

三是因為宋金戰爭爆發后，北方兵民——尤其是太行山一帶的八字義軍和各忠義社兵民——曾大舉南遷到浙江、江蘇、安徽等地安家落戶。

據《宋史·欽宗本紀》：“（靖康元年八月）丁未，斡離不復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犯真定。戊申，都統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于文水縣，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于子夏山。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估計在這批來自山西南部地區的移民當中，應不乏落戶于剛好處在宋金邊界的盱眙軍一帶者（圖15）。

而且，南宋建炎至紹興年間，抗金名將王彥、岳飛等連結太行山八字義軍和各忠義社兵民，即不斷轉戰于淮水、長江、湘江、漢水流域；韓世忠屯兵山陽（即今淮安）期間，亦有“宿州馬秦及太行群盜，多愿奉約束者”；紹興十年（1140），時任東京副留守的劉锜，率所部八字義軍三萬七千人，攜帶妻眷，向汴京進發，在順昌（今安徽阜陽）與金軍統帥宗弼的前鋒部隊相遇，義軍妻眷磨刀礪劍呼躍道：“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鑒于王彥、岳飛、韓世忠等抗金名將的大部軍士與兩河、太行山一帶的忠義軍多有鄉里兄弟關系，估計先后藉此來到江淮地區的軍隊親屬也不在少數。

▲圖15 黃淮流域與水系圖

回到上好牢1號墓：我們從相撲場面在該墓當中的一再出現，似乎已隱約可見墓主人生前的尚武精神。耐人尋味的是，該墓后室（主室）棺床上方不見男性墓主人的尸骨，而墓壁上卻留下了“丞相祠堂何處尋，錦江城外柏森森；君看青史勛榮者，筭（算）來多葬北邙塵”的七言絕句（圖16）。估計墓主人極有可能于宋金戰爭期間客死于他鄉，因而無法歸葬故里的一位南宋抗金將領或朝廷要員。準此，墓中所繪的“管鮑分金”故事畫面，也就極有可能是意在彰表墓主人輕利重義的君子之風的。

更令人深為慨嘆的是，這幅千載之下的古墓壁畫，其故事的版本居然源自遙遠的他鄉，源自千里之外的三吳、淮泗之地。

▲圖16? 上好牢1號墓前室西壁南側題詩

BY｜跨文化藝術史

文｜李清泉（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

原題｜一幅上黨壁畫與一個吳地傳說——

壺關上好牢1號墓“管仲鮑叔”壁畫內容與故事來源考

此處注釋略，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圖｜李清泉

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或機構所有

輯｜山西晚報全媒體編輯?南麗江

審核｜方天戟

標簽： 一幅上黨壁畫與一個吳地傳說 以及相撲人物、七言絕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