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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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琴

張曉琴：第一眼看到《野望》的書名，首先想到的是杜甫的七言律詩《野望》。二者創作的時代不同，書寫的內容不同，但是對普通民眾的那種深沉情感卻是相似的，這也是初讀《野望》時最打動我的地方。寫這部小說的緣起和初衷是什么？為什么起這樣一個書名？

付秀瑩：寫《野望》的愿望其實一直埋在心底。2016年《陌上》出版之后，意猶未盡，甚至感覺對生活還有更多的話要說。對我的芳村、對我們這個時代、對時代巨變中的普通民眾，我懷抱著一腔癡心熱腸。這種情感隨著年歲漸長，隨著在城市生活中沉浸越來越深，變得越發深厚、越發樸實純粹。雖然離開故鄉多年，但我的精神根脈深扎在那片土地上。我對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對我的父老鄉親，可以說是牽腸掛肚。我想替他們寫下他們的生活，為他們這些平凡的無名的普通百姓立傳，描畫出他們在時代激流中奮力前行的面影。

起名字的時候并沒有想太多，一出口就想喊它《野望》。后來也有朋友建議改一下，覺得不夠通俗好記。想來想去，最終還是叫了《野望》。覺得就該叫“野望”，恰切、妥帖、自然而然。杜甫的詩太有名了，“野望”這樣一個彌散著古典氣息的名字，一看就覺得滿懷家國心事，蒼茫、沉郁、素樸而寬闊。我想之所以覺得野望這個名字妥帖自然，大約是傳統這個東西太強大了，它早已經滲透到你的文化血脈深處，默默滋養潤物無聲。

張曉琴：《野望》呈現的是芳村的一個歷史橫截面，所敘時間大體為一年，用二十四節氣來建構，每節前有《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授時通考·天時》《禮記·月令》《歲序總考》《春秋繁露·陰陽出入上下》等古典文獻中關于節氣的文字，又引用了李白、元稹、邵雍、蘇軾、陸游、范成大、曹操、白居易有關這一節氣或時節的詩，形成一種互文性關系。這種互文在我看來不僅僅是文本意義上的，更是文化意義上的，這是《野望》獨特的、有意思的地方。

付秀瑩：我固執地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根脈更深地扎根在鄉土之上，如同滔滔河流奔騰不息，千載而下，在鄉土中國的河床上淤積沉淀下來，是傳統的，也是民間的。在中國鄉村，二十四節氣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存在。人們不說星期幾、幾月幾日，他們更習慣說初一十五、大暑小寒。傳統的民間的強韌的文化根脈，如此茁壯如此蓬勃，它幾乎貫穿著鄉土中國的日常生活，成為鄉村的一部分，貼心貼肺，深入骨髓深入血脈。《野望》中人們日常起居、婚喪嫁娶、風俗習慣、人情往來，都與這種傳統文化息息相關、血脈相連。在《野望》里，這種傳統與我要寫的現代正好形成彼此映照。新與舊、常與變、傳統與現代、民間與廟堂、歷史與當下，我對其中的關系種種饒有興致。

張曉琴：小說中引用了二十四首古詩，最后一節“冬至”中引用了杜甫的詩，這樣的設置仿佛與題目有呼應，是巧合，還是有其他考慮？

付秀瑩：老實說寫的時候沒有考慮太多，但寫到最后的時候，忽然發現這樣處理太好了。創作狀態好的時候，我對“如有神助”這個詞深信不疑。

張曉琴：回到小說內部，仍然在寫那個我們熟悉的芳村，但是書寫方式和內容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次的芳村仿佛不再有秘密，被一覽無余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讓人想起巴爾扎克的話：“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野望》可謂是當前中國農村的一個精神縮略史，它寫的顯然是新農村的新故事，如何理解這“新”的本質？

付秀瑩：“新”肯定是從“舊”脫胎而來，正如“變”和“常”的關系。《野望》意在寫“新”，新時代、新鄉村、新氣象，但我并不想像我們熟悉的一些主題創作一樣，一味高聲歌唱，震耳欲聾，以至于我們的聽覺變得麻木，不再敏感地聽到那些更為細膩微妙、豐富幽深的部分。我想，高聲歌唱固然是重要和必要的，但如果愿意真正俯下身子，深入到時代激流中去，深入到人群中去，恐怕還需要調門放低，尋常姿態，說些百姓的家常話、家務事、兒女情、經濟賬，親口嘗嘗新鄉村釀出的這杯新酒，告訴人家是何等滋味，才有可能是可信的，也是可貴的。我關注這“新”在鄉村大地上的萌發、生長、收獲的過程。這“新”是無限敞開的，具有豐富可能。

張曉琴：好的小說必然有讓人難忘的細節，《野望》是由細節的洪流層層推進的，仿佛自然主義的再現，又經過了精心的處理。是什么原因讓您選擇了這樣的方式？這些細節是通過采風和田野調查得來的嗎？您為此做了什么樣的工作呢？

付秀瑩：生活不就是這樣嗎？無邊無際的日常，很難有驚天動地的大事件發生，但細節無處不在，可以說綿綿不絕的細節構成了我們的日常。我就是想通過這些流水一樣的大量細節，寫出生命長河的生生不息。人們在日常中活得耐煩，活得有滋有味、有聲有色。時節如流，而萬象更新。新與舊、常與變的內在邏輯也在其中。我經常回到村子里，生活在村莊里，跟他們一樣，操心著東家西家。七大姑八大姨幾乎所有的親戚關系，都像大樹一樣深扎在鄰近幾個村莊，牽藤扯蔓，牽一發而動全身。我一直深度參與介入他們所有的人情往來，慶吊喪娶，各種鄉間瑣事。我不用特意去田間調查，因為我就身在其中。當下鄉村的人情世故悲歡離合的所有拐彎抹角之處，我都一看就懂，深諳其味。

張曉琴：《野望》中的聲音復雜，是多聲部的、復調的，從中可以聽到敘述的聲音、各種人物的聲音，還有一個聲音很特殊，是村里大喇叭的聲音。這個喇叭里的聲音與主人公翠臺瑣碎日常的聲音完全不一樣，但是兩種聲音最終指向的都是新鄉村的美好生活。它們在變奏與復調中最終達成一致，是否這樣的復調才能更加立體地呈現出當下的鄉村？

付秀瑩：在《野望》里，我不斷地寫到芳村的大喇叭。怎么說呢，大喇叭是鄉村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個村莊，這樣的喇叭必不可少，它擔負著多種功能：廣播消息、宣傳政策、娛樂群眾、發號施令。在《野望》中，大喇叭里不斷傳出自己的聲音：有時候是國家政策，關于鄉村振興、關于生態環保、關于美麗鄉村建設；有時候是民間信息，賣桃子的來了、賣韭菜的走了、哪里有招工的、誰家丟了一只貓；有時候放一出戲，河北梆子《打金枝》《空城計》《龍鳳呈祥》。這些聲音通過大喇叭，傳遍村莊、田野、河套、果園，同鄉村的風聲雨聲混雜在一起，同村里的雞鳴狗吠、閑言碎語交織在一起，與鄰村的大喇叭一唱一和，遙遙呼應。國家話語與民間話語、宏大與瑣細、抽象與具體、歷史與當下、傳統與現代，彼此纏繞彼此激發，有一種豐富復雜的意味在里面。

我是在后來才發現，大喇叭這樣一個無意的裝置，其實是一種隱喻。通過大喇叭，自然而然地呈現出中國鄉村在時代激流中新的表情、新的氣質、新的風貌。大喇叭在村委會，然而它又無處不在。大喇叭發出的聲音，在村莊里不斷回響不斷激蕩，這是一種富有意味的形式。它大約只屬于中國鄉村，或者說，只有中國鄉村，才能為這種形式賦予豐饒而廣袤的想象空間。

張曉琴：《野望》中有四代人，翠臺的父親、婆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形象，翠臺這一代似乎是個過渡，他們也在努力地追求美好生活，但是機遇不是很多。翠臺這一代人過的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而是在逐漸擺脫傳統的農耕方式；但是小說又以傳統的二十四節氣來建構其框架，人物又都按著傳統的農耕文明來計算時間、過各種節日。為什么這樣處理？

付秀瑩：這看似矛盾，但在當下中國鄉村卻是一種真實存在。我想努力寫出新變是如何發生的，新與舊、常與變、明暗、隱顯，駁雜豐富，復雜幽深。我想真實呈現給讀者，讓他們不僅看到新，看到變，也可看到更多，看到其中的內在邏輯。

張曉琴：翠臺渴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夠“有出息”。兒子大坡一開始不懂事，后來走上了科學養殖的路。女兒二妞是農村出身的新一代青年形象，她在大城市讀了大學，卻主動要求回芳村建設鄉村。這與翠臺對她的期望完全相左，翠臺為此傷心落淚。之前《他鄉》中的翟小梨是一個知識女性，她經歷了從鄉村到城市、從故鄉到他鄉的人生歷程，這樣的歷程似乎更為現實，也更為符合大眾的選擇。《野望》中二妞的選擇是一種希冀，還是真有原型？

付秀瑩：二妞這種形象，在以前的鄉村根本不可能出現。以前的鄉村，翟小梨才是“有出息”的代表，是鄉下人的理想和英雄。但在當下，二妞這樣的新人不僅存在，并且越來越多，最終將成為一種新趨勢新潮流。新一代青年回鄉，正是新時代獨有的新事物。新人新事、新前景新格局，正在構成著新時代鄉村的嶄新生活。

張曉琴：二妞回芳村從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回家”，而她的母親并不希望她回來，這“回家”是否能真正實現？或者說，她回到的芳村已經不是她離開時的芳村，她回到的是一個面向現代文明發展的芳村？二妞這一代將經歷怎樣的人生？

付秀瑩：我想是能實現的，并且應該能。二妞可不是在跟翠臺商量。新一代青年是有主見的一代，也是有雄心的一代。見識了城市之后，再回到芳村，二妞應該也不是當初的二妞了。新一代如何在新鄉村展開他們嶄新的人生呢？這也是我熱切關注的。那應該是另外一種新的中國故事了吧。

張曉琴：《野望》的變化確實很大，仿佛作者完全下沉到鄉村，寫日常生活的筆觸之細膩讓人想到《紅樓夢》，細節的洪流與賈平凹《秦腔》的感覺很像，這樣的變化其實暗含著作者寫作立場的一次轉換。之前的《陌上》更多的是以他者的目光書寫鄉村生活，《他鄉》更多的是知識分子女性的自我經驗和成長史、心靈史的發掘，而《野望》更多的是隱去作者的對當下鄉村世界的“野望”，這樣的變化讓人驚喜，也讓人對后面的作品產生期待。您未來肯定還會有書寫芳村的延續性作品，目前有沒有明確的想法？

付秀瑩：寫《野望》的時候，我沒有什么得失心，反倒因此得了自在，寫得放松、誠懇、樸實，我也由此獲得了珍貴的成長。以后肯定還會寫芳村，這對我是一個富礦，我愿意不斷深挖下去。

標簽： 野望傳統中無限生發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