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京和幾位學友在“讀曲會”上研讀和整理《元刊雜劇三十種》，這項工作持續了35年，出版了多種成果。圖為元代王實甫創作的雜劇《西廂記》之《崔鶯鶯夜聽琴》，清人繪，款仇英，現藏于弗利爾美術館。（資料圖/圖）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里的這句話中國人耳熟能詳。但為什么“三”就可以生萬物呢？而且還有很多與“三”有關系的中國熟語，“事不過三”“三人行必有我師”……對此，韓裔日本漢學家金文京提出了一個很多人也許沒想到的觀點：“從音韻的角度來看，在古漢語的發音中，從一至十，只有‘三’為平聲，其余九個數字都是仄聲，因此，如果要在數字中調節平仄，‘三’出現的幾率是百分之五十，獨占半壁江山。所以，我認為，‘三’多見于漢語表達，具有豐富的象征意味，原因之一就是聲調上的特殊性。”

童年的成長環境使得金文京對語言和語音非常敏感。金文京的家庭是居留在日本的韓裔，從小家里說的是韓語，上學和社交是日語，雙重母語自由切換，讓他很早就注意到語言之間的異同。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韓語和日語在語法、語序上有極高的相似度。“古代韓日在引入中國漢字時，最麻煩的是聲調，所以他們都放棄了聲調。韓國人和日本人在掌握了對方語言中三五百個漢字的讀音后，就比較容易猜出對方的話。這樣說吧，北京話和廣東話的差別也許比韓語和日語的差別更大。如果有心的話，學會了韓語或日語中的一種之后，再學另一種其實很容易。”金文京說。

更讓金文京感興趣的是相似性中的差異。韓語和日語中的漢字詞匯有80%相同，但通常讀音不同。同樣是漢字詞，為什么讀音會相差那么大呢？這是他小時候的困惑之一，也是他后來選擇學習中文的重要動機。

從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起步，逐漸將研究領域聚焦于元代以后的俗文學，再涉及整個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文化現象、漢字現象，金文京的研究對象乍看似博雜，其實自有其文化脈絡。古代的日、韓、越南等國受到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影響，漢文文體和漢字在這些國家所產生的變化，與元代以后漢文文體在中國內部的變化，其實有著可以相互啟發的變化路徑。盡管已經從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所長位置上退休，金文京依然擔任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周游于中日韓三個國家的漢字世界，就像他的專著《＜三國演義＞的世界》。

從“讀杜會”到“讀曲會”

金文京走上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之路，直接受到日本已故漢學大家吉川幸次郎的影響。他念高中的時候，吉川幸次郎的全集開始出版，金文京一本一本地買來“拜讀”，開始對中國文學、文化產生強烈興趣。進入慶應義塾大學之后，他毫不猶豫選擇了中文系。大學畢業后，他考入京都大學大學院（即研究生院），在田中謙二的指導下攻讀中國文學專業的碩士學位。

田中是吉川幸次郎的弟子，金文京考入京都大學時，吉川先生已經退休。“但很幸運的是，我參加了吉川先生發起和主持的‘讀杜會’，有機會聆聽吉川先生的教誨。”所謂的“讀杜會”，就是專門研讀杜甫的讀書會。讀書會是日本關西地區的大學通行的治學方法，師生共聚一堂，逐字細讀研究對象，有時一場讀書會持續十幾年。

那時候金文京接觸到的中國文學還是典型的“雅文化”，“主要是四書五經、先秦諸子、史書和唐詩宋詞”。這些也正是古代日本和韓國接受的中國文化的主流部分。一次旅行完全改變了他對中國文學的想法。那是1970年代，一次偶然的機合他在香港看到了中國戲曲。“當時非常驚訝，這完全不像我所知道的中國，中國居然有這樣的東西”。后來他才慢慢明白，任何國家的文化都有不同層次，有高層與低層之分，而中國的高層文化與低層文化的差別很大，特別是元代之后的戲曲，“一千多年來韓國和日本接受中國文學中最薄弱的一環就是戲曲”。

與歐洲很不一樣的是，古代東亞的交流主要依靠書籍。“雖然中、日、韓自古以來都有密切交流，但其中人員交流比較少，這有地理的因素——一水相隔，古代航海術不發達，但最主要的還是人為的封閉。比如說，德國的歌德很喜歡意大利文學，他就可以去意大利旅行，去憑吊古羅馬文化。韓國、日本有許多文人都仰慕李白、杜甫，但他們不能自由地去四川看李白、杜甫的故居，這是因為彼此限制自由的交流。”這就造成了日韓兩國的士人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大都依靠書籍，基本上沒有人看過中國戲曲表演。

1967年，上海市嘉定縣（今嘉定區）出土了已經絕版的《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傳》（簡稱《花關索傳》），中國國內的研究并不充分。金文京所在的研究室“在研究《花關索傳》時，每星期一次，每次五六個小時，大家坐在一起，一字一句讀，這樣持續了三年”。對《花關索傳》的研究成為他對中國俗文學研究的入門。“吉川先生所說的中國，可以說是文人士大夫的中國。在此之外，還有不同的廣闊天地，于是（我的）興趣慢慢轉移到反映世俗生活的小說和戲曲上。”金文京說。

1987年，金文京的老師田中謙二也退休了，循著京都大學的傳統，田中先生也和吉川先生一樣，在自己家里開設了讀書會——“讀曲會”，繼續給學生們講課。“讀曲會”研讀的主要對象就是《元刊雜劇三十種》。

等到田中先生80歲的時候，“他對我們說，‘該教的都教了’，他不再主持‘讀曲會’了。”他們幾個受業學生決定將老師的“讀曲會”繼續下去。這一堅持就是35年，直到現在。“在日本，私下的‘研究會’‘讀書會’不少，但是像我們這個‘讀曲會’這樣堅持了三十多年的則不多見。”

“讀曲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研讀和整理《元刊雜劇三十種》。明代的元曲選本《元曲選》經過臧懋循全面校訂和改編，“因此，以《元曲選》來考察元雜劇的形態乃至元代的語言，其可信度都要大打折扣。相對來說，《元刊雜劇三十種》雖然有不少錯字、脫字、假借字，但是它們卻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元刊雜劇’的本來面貌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因此，把版本粗糙、內容難解乃至難以充分利用的‘元刊雜劇’進行整理、校注，使其能夠更好地被廣大學者利用，是一項雖然艱難卻非常重要的工作。”

這項持續了35年的工作已經出版了多種成果，但也面臨著后繼無人的尷尬。“與會者都老了，這種做校注的工作，吃力不討好，年輕人都不喜歡。”金文京對南方周末記者感嘆道。

比起他的戲曲研究，金文京2022年10月出版的新書《漢文與東亞世界》更容易吸引普通讀者。在元代戲曲中，金文京接觸到大量變體漢文和通俗漢文，這種漢文的變異讓他敏感地捕捉到了日韓兩國歷史上曾發生的同樣的變化。《漢文與東亞世界》從東亞各國對漢文的訓讀入手（漢文訓讀是古代東亞各地區人民用自己的語言來解讀古典漢文的方法，通常是指在閱讀漢文的過程中，將漢文語序轉為當地語語序的動作），展現了一幅漢字與漢文在東亞的變遷圖。這本書的日文版曾獲得角川財團學藝獎，這個獎項的主要對象就是文化領域里既是典型的學院派研究成果，同時又受普通讀者歡迎的著作。

金文京，1952年生于東京，韓裔，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專攻中國元明以來的戲曲文學、俗文學，曾出版多種戲曲的日文校注版。因為精通中日韓三國語言，金文京有能力獲得三國的一手史料，以更加廣闊的歷史視野探尋三國間的歷史脈絡。（受訪者供圖/圖）

原文和訓讀可以分庭抗禮

南方周末：《漢文與東亞世界》這本書是你自己翻譯為中文的，當時為什么會決定自己來翻譯？與日文版相比增補了什么內容？

金文京：因為拙著日文版是以日本讀者為對象而寫的，內容較特別，中國讀者肯定不熟悉。鑒于此，我認為與其托別人翻譯，不如自己邊翻邊改比較方便，因此，此書并不是單純的翻譯，增加內容除中文版自序以外，主要是對日本讀者不需要的有關日本文字使用情況的介紹，還有訓讀的基礎知識及其背景的話題。結果，跟原著相比，實際上是另一本書了。

南方周末：這本書從東亞各國對漢文的訓讀入手，來探討各國的心態史。對于文言文來說，訓讀與翻譯的界限是不是比較模糊？最初的訓讀是不是就是一種翻譯？

金文京：對，最初的訓讀是一種翻譯。可是后來日本訓讀固定化了之后，根據一定的準則來翻譯，為此還要用各種符號，這一點跟一般的翻譯不同。另外，一般來說，原文是主，翻譯是從，你如果能夠看懂原文，那就不必翻譯了。可是日本的訓讀并不是這樣，原文和訓讀可以分庭抗禮，訓讀可以擁有代替原文的權威。這里隱含的是古代日本的國家觀：古代日本人認為,印度是佛教的本國，優越于中國，而印度語言的語序跟日語相同，因此，日本與印度是同等，優越于中國。

南方周末：類似日本這樣的周邊國家的復雜心態，中國的普通大眾并不熟悉，也很難感受到古代朝貢體制下所謂“四夷”的復雜性。不僅日本，古代的越南、朝鮮的心態都各有不同，比如越南對內用自己的年號，對外則用古代中國年號。在如今平等交流的國際關系之下，應該如何認識古代的這種關系？

金文京：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已超過我的能力了。可是應該指出的是，朝貢體制是儒家華夷天下觀念的產物，而佛教的世界觀（“世界”是佛教用語）是平等的，我以為這就是中國周圍很多國家崇信佛教的一個政治上的原因。古代僧人來往都沒有華夷心態。且我讀過不少東亞交流史的文獻，發現有華夷觀念的只限于儒家士人官僚，中國一般老百姓、商人、船員都沒有。過去的影響，無論好壞很難一刀切斷，須要認清歷史的真相如何，不要視而不見。

現在日本中小學生、大學生學習漢文，還是用訓讀，這樣才算是國文科的范圍之內。一般社會上閱讀漢文也用訓讀。反而是學院內中文系的人開始批判訓讀，主張用現代漢語的翻譯。這一點拙著沒有講。

南方周末：越南的羅馬字和朝鮮的諺文確實有助于文化的普及，但是也切斷了這些語言與它們的古代形式之間的聯系。你如何看待這樣的切斷？

金文京：確實有利有弊。利就是達成長年的心愿，建立民族獨立的國家。弊就是要切斷過去自己的歷史。明知有弊，寧愿取利，是他們的選擇。不過這里應該還要指出兩點：第一，漢字不僅是中國的字，也是古代東亞這些國家統治階級的字，廣大民眾都不知漢字。因此，要打倒舊統治階級，建立新體制，必須要廢漢字，這是他們國內的問題。韓國圍繞廢不廢漢字，民族派和保守派爭論半個世紀，主要是這個原因。第二，20世紀東亞各國推行現代化、歐化的時候，大家普遍認為漢字這個表意文字字數太多，不利于現代化。現在由于電腦的普及，對漢字的觀感也發生了變化。

“日本自古以來可以發展自己的文化”

南方周末：你的書中談到的古代東亞的漢文文化圈，羅列了中國、韓國、日本以及越南，但是在古代，還有琉球也是重要的使用漢字的國家，而且留下了豐富的琉球王國時期的漢文史料。你書中沒有提到琉球的原因是什么？

金文京:你說得完全對，沒有有關琉球的記載是拙著的缺憾，這主要是因為我對琉球的知識不夠。前近代的琉球表面上向中國朝貢，實際上卻由日本九州的諸侯薩摩藩來統治，是“兩屬國家”。他們的知識分子也有兩類：一類是明初來自中國的福建人及其子孫，他們會漢語，當翻譯，也可以去福建、北京留學，在國子監學習，能夠用漢語來閱讀漢籍；另一類是以日本文化為基礎的知識分子，他們用日本訓讀來閱讀漢籍，這種情況在東亞是很特別的，可以說獨一無二。琉球文獻雖然豐富，遺失的也不少，有關研究剛剛起步，我雖知其一二，顯然不夠。其實，我對越南漢文的知識也不夠，因此書中介紹得很少。我希望拙著能夠拋磚引玉，引起大家對琉球、越南漢文的關心，進一步促進相關研究，尤其是由東亞宏觀視野的比較研究。

南方周末：如你所說，古典漢文（文言文）在東亞地區的流行和變體，與拉丁文在歐洲的變化不一樣。也許能夠與拉丁語類比的，是漢語朝各種方言的演變？

金文京：中國境內各種方言的演變，也許可以跟拉丁文在歐洲的變化相比。可是在漢字文化圈其他國家如越南、朝鮮、日本的情況，我以為是不同層次的問題。第一，歐洲大部分的語言跟拉丁語原來是一個系統，都屬于印歐語系，而越南、朝鮮、日本等的語言都跟漢語不同系統，他們學漢語難免隔一層紗，因而才產生訓讀等特別閱讀法。第二，拉丁文可以當成口語交談，各國天主教的神父們現在也用拉丁文來交談，而古典漢文跟口語差別很大，中國人用文言文交談，不是不可能，顯然有困難，充其量只有少數知識分子才能做，何況其他國家的人？越南、朝鮮、日本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沒有學習過漢語口語，只能用自己的辦法（如訓讀）閱讀漢籍，寫作漢文，因此才有筆談這種特殊的溝通方式，歐洲人不必用筆談。第三，拉丁文是表音文字，發音時的差別相對較少，而漢字是表意（表語）文字，發音時的差別很大，這也是訓讀發生的原因之一。古代朝鮮、日本人不用中國的發音，卻用自己的語言來閱讀漢字，這也是跟拉丁文迥然有異之處。

南方周末：東亞社會在古代誠然通過漢字聯結在一起，然而古代貿易似乎更直接地將它們聯系到一起，比如越南會安的日本人社區，遍布中國沿海的新羅村、日本長崎的中國人會館，以及新羅的海上霸權，幾乎各個時代的貿易聯系都很緊密。你在書中談到了宗教和文字的傳播，但貿易相對于宗教和文字的傳播來說，是不是一種更加基礎的存在？或者說，貿易的往來是其他文化傳播的動因？

金文京：貿易、經濟關系，擴大來說，也就是直接的人際關系，當然很重要。可是應該要注意的是，東亞各國的人際關系，自古以來不是那么自由、活潑的。你說的越南日本人社區是一時一地的現象。新羅村算是個例外，因為唐朝比較開放。至于長崎的中國人會館，受到日方嚴重的監視，被關在孤島中，不允許越雷池一步。反之亦然，古代朝鮮和中國使者彼此來往，或朝鮮通信使去日本，都沒有行動自由。外交如此，貿易也是，東亞大部分時期的貿易都是官方貿易，不允許私人的。明朝實行海禁，日本江戶幕府、朝鮮都采取鎖國政策，不允許私人隨便往來、自由貿易，原因之一是過去東亞國際關系并不是平等互惠的。這一點也是跟歐洲不同之處。

南方周末：日韓古代的文人除了使用漢字寫漢詩之外，都使用自己創造的文字記錄自己語言的詩歌，比如日本的和歌與俳句、新羅的鄉歌、朝鮮的時調，為什么比起日本的和歌與俳句，存世的鄉歌與時調的材料顯得如此稀少？

金文京：這是與中國關系的不同所致。日本自古以來可以發展自己固有文化，“和漢”就是這個意思。朝鮮不同，中國文化總比自己的文化高一等，因此很熱心學習、模仿中國文化，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就導致了自己固有文化的衰退。

南方周末：你曾經談過敦煌文獻和日本的歷史文獻有著可觀的相似之處，這些相似的地方體現在哪里？相距如此遙遠的兩個地方的文獻特點竟然有著相似之處，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金文京：這是很多人已指出來的客觀事實。簡單地說，所謂禮失求諸野，古代中國中央的主流文化不斷地變化，大眾文化也容易受到主流思想（如儒家）的羈束，這些都傳到邊緣地區得以保存，敦煌和日本就是中國文化的東西邊緣。這跟邊緣的語言保留古語是一個道理。

《三國演義》在中國古代東傳日本等東亞國家，經久不衰。圖為日本浮世繪畫師月岡芳年創作的紙本版畫《三顧茅廬》(明治十八年)，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資料圖/圖）

“學界潮流都重視論文，不重視基礎的學問”

南方周末：你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的俗文學，是不是這樣的研究路徑讓你對漢文的變化特別敏感？你在書中提到了日本和朝鮮古代的變體漢文，現在中國香港使用方言字的文章是不是也可以算一種變體漢文？

金文京：對。我本來研究元曲，元曲的語言半文半白，反映了當時的語言變化情況。文言文和白話文，不僅詞匯，連語法都不一樣，這也可視為歷史上漢語轉變的結果。日本、朝鮮的變體漢文和粵語的文章有很多類似的地方，粵語文章也可視為一種變體漢文。不同的是后者都用漢字，就算使用方言文字（如“乜、嘢”等）也為數不多，而日本、朝鮮的變體漢文，有的用漢字假借功能把漢字當成表音文字來寫自己的語言，有的兼用本國文字（韓文字、假名等）。總之，跟粵語文章層次有別。

南方周末：這些年來你一直堅持參與“讀杜會”“讀曲會”這樣的共同研究型的讀書會，“讀曲會”甚至堅持了三十多年，這樣長時間的讀書會，中間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難？能否詳細談談你自己的心得？

金文京：讀杜會是吉川先師主持的，我也參加過。先師去世以后就停辦，現在已不開。讀曲會是我念研究所的時候，跟幾個朋友一起開始，持續到現在。讀書會是京大的傳統，也是日本江戶時代以后做學問的傳統。與會者只要有共同的關心，就沒有什么困難，因為大家都可以從中得到好處。一個人讀書，理解有限。不同專業的大家一起細讀同一本書，往往會有自己意料不到的發現，彼此得益不淺。

南方周末：“讀曲會”的成果是歷年來出版的《元刊雜劇三十種》的日文版校注，現在這項工作進行得怎么樣？

金文京：現在已出版了3本、總共7種雜劇（《三奪槊》《氣英布》《西蜀夢》《單刀會》《貶夜郎》《介子推》《范張雞黍》）的校注譯。現在由于疫情等原因停下來了。與會者都老了，而且后繼無人。這種做校注的工作，吃力不討好，年輕人都不喜歡。且目前學界潮流都重視論文，不重視基礎的學問，年輕人更不愿意做。

南方周末：很多中國學者都很推崇日本古典學術研究中“讀書會”這一形式，并試圖將其引入國內，在你看來，以京都大學為首的關西諸大學產生讀書會的土壤是什么？你是否考察過這種形式的歷史發展過程？

金文京：我雖然沒有特別考察過，但知道來源是江戶時代的讀書會傳統。似乎也有相關的研究。讀書會是凝聚眾智的土壤，大家受惠。讀書會有利于接受、詮釋外來文化，而創造新文化、思想則要獨立思考。在日本主要是前者，這就是讀書會盛行的原因吧。不過最近由于學界潮流的變化，大家追求速成的成果，讀書會比較低沉，因為讀書會需要很長時間才有成果。

南方周末：就像你說的，大家追求速成的成果，“結項”的壓力高懸在各國人文學者的頭上，迫使他們也不得不追求績效、追求速度，以你的觀察，這些變化對人文研究已經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這是未來不可挽回的趨勢嗎？人文學者將如何在這一潮流中自處？

金文京：這就是當今人文學科普遍面臨的困境。中國學者也經常埋怨。不過，這也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改變的問題，看來是不可挽回的趨勢，在這一潮流中怎樣自處，我自有想法，不過談何容易呢，不好開口，只能說無奈。我幸虧已退休了，不受這個束縛。有生之年做自己的學問就算了。

南方周末：2015年，日本國內傳出文部科學省要“廢除大學文科學部”的消息，引發了學界的震驚。盡管只是虛驚一場，但也讓不少人重新審視日本社會逐漸漠視文科的問題。可能這樣的問題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存在，但對于日本或韓國來說，這種情況有哪些自身的特點？

金文京：這個問題，我也不好回答。日本和韓國的情況也有差別，不能一概而論。就日本來說，學者對政府的依賴性越來越強。人文學科需要有自己做自己的學問、不依賴別人的魄力，不過這又談何容易呢？

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

標簽： 金文京漢文如何在東亞世界傳播與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