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副中心報 | 記者 關一文 田兆玉 趙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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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就如何發揮北京優勢，賦能新經濟，培育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助力北京數字經濟發展，代表和委員積極建言獻策。

齊向東：加快將北京打造成智慧城市標桿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建設已經成為現代城市重塑發展新優勢、搶占競爭制高點的戰略選擇。

在市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上，市政協委員、奇安信集團董事長齊向東表示，網絡安全是智慧城市的核心底座，網絡安全運營水平決定了智慧城市的抗風險能力。“北京智慧城市建設加速推進，應用場景復雜，安全防護難度大，需進一步加固網絡安全底座。”齊向東介紹，智慧城市包含通信網絡、政務云、大數據平臺、終端等眾多基礎設施，是黑客攻擊的重點目標，一旦遭遇入侵破壞，將直接威脅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

他建議，北京應加快打造智慧城市安全運營中心，樹立智慧城市網絡安全建設的標桿，并向全國范圍推廣。構建“三級聯動”的指揮體系，即構建城市一級、行業二級、政企單位三級的城市三級聯動網絡安全運營指揮體系，實現安全數據和服務資源的統一管理和調度。全面感知整體網絡安全態勢，對安全風險進行全面監測預警，為政府、公共服務、關鍵基礎設施等業務安全運行提供多層級的網絡安全運營保障。

同時，打造“1+1+1+1”的全新模式，實現組織統一、管理統一、技術統一、流程統一“四個統一”，為政府、公共服務、關鍵基礎設施等業務運行提供一體化的網絡安全運營保障。

提升實戰化的網絡安全能力，強化安全防線。開展重點行業和部門常態化網絡安全檢查，定期組織責任單位實戰化攻防演習，充分運用大數據技術等手段收集并分析威脅情報信息，提高網絡安全預警能力，保障智慧城市的建設和發展行穩致遠。

劉船：推進邊緣算力基礎設施建設

數字經濟是“五子”聯動中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的重要突破口。2030年，北京要建設成“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新產業形態將爆發式增長，對數據存儲、計算、傳輸、應用的需求大幅提升。“海量數據處理和響應依賴可靠、高速、超低時延和貼近用戶端的算力，中心化架構的數據中心已難以滿足要求。”市政協委員、中建國際建設有限公司國內事業部總經理劉船認為，推進邊緣算力基礎設施建設，將助力北京數字經濟發展。

劉船建議，依托閑置空間建設分布式數據中心提供邊緣算力。分布式數據中心自主靈活，機房采用無人值守標準，采用一體化機柜、微模塊、集裝箱等多種建設方案，通過多站管理駕駛艙一體化資源調度平臺運維管理。“可以盤活利用北京市國有閑置土地及空間資產，改造建設分布式數據中心，如電網多站融合模式。”劉船舉例，北京區域現有大量自帶能源中心屬性的變電站、配電室、開閉站、營業廳等電網站點，盤活其閑置室內外空間建設分布式數據中心、綜合能源站，可共享電網資源及建設成果。目前，在懷柔發改委、懷柔電力公司的大力支持下，雁棲湖供電所打造的“多站融合、智慧賦能、數字低碳”綜合能源示范站已經建成。又如利用北京數萬個鐵塔5G基站所屬配套站房的閑置空間進行建設，將信號塔升級為數字塔模式。同時，公交、地鐵、自來水等場所有大量待盤活閑置空間，這些都是建設分布式數據中心的絕佳資源。

建設分布式數據中心，在有效加強邊緣算力供給保障的同時，可帶動千億投資，助力信息科技上下游產業轉型升級。他建議，將邊緣算力基礎設施建設納入新基建重點項目庫，推廣支持懷柔模式，在全市有序推進“綜合能源站建設”。建議市城管委牽頭規劃、建設基于地下綜合管廊的光纖通信網絡，以支撐邊緣算力網絡形成，鼓勵利用邊緣算力基礎設施助力城市管理的應用場景探索。制定相應鼓勵政策，引導各類資本、金融機構、有經驗的企業參與投資建設運營，打造具有粘性的數字產業生態系統，推動北京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此外，還可以依托分布式光伏與光儲直柔技術打造智能微電網，打造智能微電網，滿足數據中心本身用電的同時，余量上網或市場化配售。以分布式數據中心為基礎，融合前述余量算力和能源，創新共享構建算力基礎設施和各行業智慧平臺，為城市智慧化升級服務。

黃勇：推動政府數據共享避免“多頭監管”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本市要加快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夯實數字經濟發展底座，打造更具優勢的數字產業集群。市人大代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涉外法治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勇教授提出建議，為了發展數字經濟本市應推動政府公共數據公開和共享，避免權責邊界不清的“多頭監管”模式。

這次黃勇帶來了“關于通過深化認識和落實法治保障推動北京市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建議”。他介紹，北京市數字經濟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已超過四成。目前，多個頭部互聯網企業總部、分布設立在北京，全國50%的互聯網平臺獨角獸活躍在北京。

黃勇表示，互聯網平臺經濟是數字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載體。從實踐角度看，“常態化監管”和“支持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的制度框架、實施體系還需要進一步優化。一些促進發展的政策尚未形成法治保障，短期性的政策調整往往容易影響市場的長期信心，進而制約投資。

與此同時，我國平臺經濟領域存在“多法共治、多部門共管”的體制特點，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價格、電商、消費者保護、廣告、信息、安全等規則，都具有適用于平臺經濟的空間，但監管執法的邊界還不夠清晰。

黃勇建議，有關各方要更好地處理數字經濟和平臺經濟的關系，樹立起發展平臺經濟就是發展數字經濟的理念。更好地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數字經濟可以分為基礎設施和市場應用兩個層面，政府和國有企業應將重點放在信息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上，將開發、應用、推廣的空間更多地留給市場主體。有關各方還應落實優化營商環境、打造宜商環境的法治要求，推動政府公共數據的公開和共享。要做好平臺經濟領域不同監管部門之間的監管執法協調，厘清不同監管部門的監管權限，避免“拉抽屜”等影響確定性和市場預期的多頭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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