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郭聲波

近十余年來，美洲糧食作物對人口增長的巨大意義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常識，充斥著美洲作物導致清代“人口奇跡”“人口爆炸”的言論，如“玉米支撐了清代人口的增長”“18世紀的食物革命”“康乾盛世就是番薯盛世”“番薯挽救了中國”等。

《明清以來美洲糧食作物經濟地理研究》以玉米和番薯為代表的美洲糧食作物為中心，就傳統社會農業生產進行理論與實證研究，從宏觀角度分析美洲糧食作物在中國本土化全貌，從微觀角度透視浙江、云南、江西、廣西等地區變遷個案，以作物分布及變遷、時空差異和變化驅動力為重點，探討人與自然的復雜互動， 在以下幾個方面提出了與流行觀點不同的新看法：

【資料圖】

其一，玉米在乾隆中期才開始在浙江特別是在山地廣泛傳播，棚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云南也是在19世紀中期實現廣泛傳播，成為山區的食糧，晚清、民國是大規模種植階段，奠定了全省主要糧食作物的地位。廣西的玉米、番薯通過多條線路反復引種，在晚清完成推廣，成為主糧作物。雖然增加了糧食產量，減輕了移民人口的壓力，促進了山區的開發，但是加劇了水土流失，帶來了相應的環境問題。

其二，番薯在江西是由閩粵流民引種，因其代糧優勢，推廣成效頗佳，乾隆年間已經廣泛種植于江西山區，至遲在19世紀中期，奠定了全省第二大糧食作物的地位，與閩、浙、粵一道共同構成東南番薯集中產區。番薯種植具有經濟作物屬性，支撐了農業經濟的轉型，導致民食雜糧化的趨勢。因此江西番薯推廣不能單純用人口壓力論來解釋。

其三，玉米和番薯在中國的傳播途徑與效果不盡相同。比如桂西北山地多種玉米，桂東南平原多種番薯，其原因在于自然與社會因素博弈下的種植制度不同。玉米種植暗合了棚民開山的需求，是農民自發選擇，非國家權力所能管控，得以在全國山區推廣；番薯未融入北方種植制度，很長時期并非糧食作物而僅是救荒作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地位和作用是很有限的，在南方則不同。

《明清以來美洲糧食作物經濟地理研究》，李昕升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其四，基于中國農耕文化的特質，稻、麥等傳統作物較之外來作物更加契合農業體制、更容易被飲食體系接納、引起文化上的共鳴，形成“超穩定飲食結構”。玉米、番薯單產相對其他雜糧固然略有優勢，但優勢不是很明顯，在傳統作物搭配根深蒂固的前提下，很難作排他性競爭。因此在外來作物中傳入中國最晚的美洲作物，在近代乃至新中國成立之前，影響都是比較弱小的。

其五，至遲在19世紀中期，玉米、番薯提供年人均糧食占有量43.83市斤，僅能供養不到3000萬的人口，不宜高估美洲糧食作物之于人口增長的作用。而且無論南北方，就全國而言依然是貧困人民糊口雜糧。有清一代美洲作物基本沒有被納入賦稅體系，雖然種植頗多，充其量不過是“生計型”和“依賴型”農業商品經濟，不足以實現經濟根本轉型。

其六，南方玉米、番薯從乾隆中期至道光年間加速推廣，北方則到清末民國時期才有較大發展，其價值凸顯的時間在19世紀中期之后，且主要是在山區緩解人口壓力，而早在19世紀中期，中國人口已經達到帝制社會的峰值， 也就是說，玉米、番薯完成推廣并發生較大影響的時間與人口暴增時間并不一致。美洲作物推廣作為技術革新之一，是由人口增長決定，不能倒因為果。

作者也分析了“美洲作物決定論”產生的原因，認為：一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38年的民國史，就是中國歷史上最頻繁、最嚴重的一段災荒史。玉米、番薯雖然不可能望水稻之項背，但是在部分省份已經是穩穩的第二大糧食作物了，而且重要性與日俱增。于是引起人們對其作用的特別重視，這當中就有夸大之處。

以上觀點，是作者利用大量古籍、地方志、民間文獻、報刊、田野調查資料，尤其是前人所未用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檔案，進行辨偽、比勘、修正，利用傳統約簡式統計方法，結合農學知識、史學積累，對玉米、番薯兩種主要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總產、單產做了細致估算得來的，具有較強的說服力，非常有見地，基本厘清了學術界對清至民國時期美洲作物在農業生產中地位和影響的爭議和一些模糊認識，值得史學界深思。

（作者為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標簽： 糧食作物 世紀中期 人口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