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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耕耘/文

《友誼的辯證法:阿多諾、本雅明通信集》（

(資料圖片)

阿多諾曾回憶“我那時還很年輕，他畢竟比我大十一歲，所以我很自然地把自己當成接受者。我記得我總是癡迷地傾聽他講話，聽完以后偶爾會提些問題。”正如歌德、席勒的通信一樣，此書從理論延伸日常，呈現了二人思想生活與友誼真相。本雅明與阿多諾交往，雖然短短十二年，卻在信件里相互扶持，碰撞交鋒，熱情評論，可謂學術盛景。書信集清晰勾勒了二人思想軌跡，理論構想與總體設計，是理解著述的“幽徑”，更形成一部“學術年譜”。其間，不止有私人生活，交往瑣事，更有對各自著作的闡釋評價，自我剖析。猶如兩個作家交換閱讀彼此小說，既寫了創作談，又寫了“讀后感”。令人欽慕的是，二人互釋激發，思想互滲，儼然成為“學術命運體”。

早在巴黎拱廊的書寫計劃中，就能窺見本雅明到底留連什么。他對巴黎的迷戀，勝于德國。“而今天，拱廊內部的人類素材與其建筑材料完全相同。拉皮條者是這些街道的鐵的標志，而易碎的玻璃則是妓女。”本雅明描摹出空間的誘惑，景觀的魔法，它們成為世界“現代性”的微縮模型。正如中國園林借景與造景背后，是體驗世界的認知模式。“拱廊就像巖洞一樣輻射帝國的整個巴黎。對于1817年進入全景通道的人來說，燃氣燈的塞壬會在一邊向他唱歌，而油燈的宮女則從另一側拋來媚眼……突然間，它們變成了空洞的模型，而‘現代性’的形象就是這個模型模筑的。這里，這個世紀滿意地反映了最近的過去。”

本雅明依賴空間意象捕獲難以言說的現代性體驗內核。即是頹靡的空虛誘惑，半新不古的生硬雜糅，其背后是跨時代綿延的不協調，一邊是腐朽，一半是前衛。“這不可見接近的光在這些長廊里消失了，而且突然間難以找見了——它在入口處施了黑色魔法，透過百葉窗看到了室內，這不是衰落而是改造。”阿多諾并不能理解這種意象堆砌，借助魔法和印象主義的批評，能形成偉大的研究。

阿多諾賦予本雅明本不存在的“理論幻象”——通過拱廊研究計劃，搭建自己的“第一哲學”。這種強加的一廂情愿，并不符合本雅明的書寫意圖、策略和氣質。最大分歧乃是他們截然不同的思維構型。本雅明跳出了正統、官方的哲學模式，并不從概念、抽象和宏大體系出發，生成思想。他總是在那些瑣碎歷史沉積里，不起眼的生活素材中，探求藝術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的結合可能。我們從其著作中可獲得大量理論靈感，素材“胚芽”，但他本身并不生產“理論的胎兒”。

這也從側面說明，阿多諾能夠借鑒、挪用甚至拿來本雅明很多觀念，放進自己的“子宮”里發育成型。阿多諾《劇院的自然史》是對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致敬，未能發表的結尾部分(《拱頂作為尾聲》）是獻給本雅明的。“衷心感謝您在文章里對我的獻詞。您的這一系列文章獨樹一幟，從真正巴洛克的視角審視了舞臺與舞臺世界。它們簡直就是《任何一種未來的巴洛克劇院史導論》。”

阿多諾沒有否認這種理論受惠，本雅明也肯定阿多諾的獨創洞見。早在1931年本雅明的致信，就能看出這種心胸。“您的文章能發表是我衷心甚至迫切的愿望。我怎么可能阻礙與我的思想如此一致的綱領性宣言呢？如果您不反對的話，我個人可能更希望是獻詞，而不是引文。”這篇文章所指，即阿多諾的就職演講稿《哲學的現實意義》，而該文打字稿里既沒有獻詞，也沒有引文。后來阿多諾才在文章里注明了出自《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中的句子。

這種瑕疵，如今看來也算學術失范。本雅明自己也并非毫不介意，他不細究，源于身份心態和性格因素。他用一種“卑微請求”來表達態度，“如果這篇演講稿將來要出版，而且您打算——如您暗示的那樣——援引我的話，還煩請事先通知我一下。”阿多諾則從內心認為，自己是本雅明的思想合作者，他直接參與本雅明一些作品的修改、發表全過程。阿多諾的回憶說，“很快，他就把他還沒發表的文章拿給我看，比如《論〈親和力〉》……還有……《譯者的任務》。”

與學術同行分享未發表成果，在如今學術圈，是不可思議的。在職稱升遷等利益面前，人性經不起考驗，難免會出現搶發、剽竊等現象。可以說，本雅明完全信賴阿多諾，甚至，即使阿多諾利用這些成果，本雅明也可接受，友誼顯然分量更重。何況二人之間，還隔著一個重要女人——阿多諾的女朋友和妻子。也許可從另一角度解釋：二人身份不同，使得利益并未發生明顯沖突與擠兌。本雅明始終被隔在大學外，沒有拿到教授資格，最后走上自由文人之路，是“圈外人”。阿多諾則在學院和研究機構里，成為體制內學術精英，生前身后都聲名遠播。

他們沒有并軌在同一工作環境，反而保持平行的伴隨狀態，這是一種幸事。設若兩人在同一大學，爭奪教席，大概不會如此坦誠。此外，年齡差距，也有助于這種兼容。本雅明更像精神意義上的“父性”形象，并不愿與阿多諾在學術細節上錙銖必較。加之，本雅明后期生活潦倒，流離失所，靠朋友、前妻接濟。阿多諾背后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提供的資助，也使他難于明確表達態度。“與此前的情況相比，研究所的新調整明顯減輕了我的經濟負擔，我的上一封感謝信正是要向您表明這一點。”

書信里，本雅明無法掩藏對阿多諾無可辯駁的欣賞。“無論是您對克爾愷郭爾的巴洛克母題的闡述，對‘室內’的時代分析，對他技術寓言寶庫的精彩引用，對他的經濟處境的解釋，還是就內在性作為城堡的解釋，以及視精神至上主義為唯靈論邊緣的論述——您豐富的洞察力讓我驚嘆。”在閱讀阿多諾《瓦格納》的著述后，本雅明用“無以抗拒的段落”形容此作的清晰透徹。這種評議同樣精彩。在我看來，本雅明敏銳感知到阿多諾的書寫氣質:無形式性，伴隨的音樂，堅定的語氣。這些與瓦格納的姿態都高度統一，“您從未寫過如此精準的面相學論文……您精彩地抓住了信念與姿態如何在瓦格納那里相輔相成。”

可見，本雅明贊賞一種從形象出發，從母題入手，橫跨藝術門類（如音樂與色調層次的指涉）與政治解析的多維書寫。“《瓦格納》的基本立意——上天知道它有多不簡單——是一種論戰式的立意。”我認為，正是在評述中，本雅明已蘊藏了辯證的二元轉化，即復古與革新的視角，救贖與論戰的形式。“作為哲學傾向的救贖以一種與音樂形式特別相近的寫作形式為前提……救贖是一種循環的形式，而論戰則是革新的形式。”

有理由做一延伸，即音樂既循環追求永恒主題的慰藉，又兼具反抗的革新與論戰。阿多諾的確把這種辯證，移置在對本雅明的批評上。如他在信件中對《波德萊爾》進行了長篇的否定。“您將《波德萊爾》視為拱廊街計劃微縮模型的想法讓我頭痛……您能理解我在讀這篇其中一章叫‘游蕩者’，還有一章干脆就叫‘現代主義’的論文時的失望嗎？”在我看來，阿多諾指出的缺陷，正是本雅明的書寫風格——母題、元素、意象與材料的自我顯現，與印象式分析。“各種母題被集結到了一起，卻未得到展開……全景畫與痕跡，游蕩者與拱廊街，現代與總是一樣，這一切都沒有得到理論闡釋——它們難道是可以耐心等待解讀、不會被自身靈暈消耗殆盡的‘材料’嗎？這些主題的具體內容一旦被孤立出來，它們難道不會以近乎邪惡的方式阻礙解讀的可能嗎？”阿多諾的尖銳，并非全是苛責和武斷“判決”。他指出了本雅明風格里迷戀幻象、依賴隱喻的一面，也質疑了方法論問題——社會歷史特征與作品形式世界間“無中介”的交換。過渡與轉換，確實是本雅明處理的難題。

批評也說明本雅明的氣質特征：一個有極深浪漫主義的波西米亞文人，用敘事取代了理論，將神學母題轉化為實證描摹。只不過，阿多諾的評價層層遞進，咄咄逼人。“它一方面賦予了實證一種具有欺騙性的敘事特征，另一方面剝奪了那些只能作為主觀經驗的社會現象本身所具有的歷史哲學分量……如果允許我形容得更赤裸一些，這篇論文被釘在了魔幻和實證主義的交叉口。然而這是一個受到詛咒的地方。”也許，這些評論對于密友來說，過于殘酷。但卻讓我感嘆，能批評大師的，一定是另一個大師。我們的學者為何只會跟在理論家后邊，做些闡釋注解；卻幾乎沒有發現弱點，進行方法批判的能力。

友誼的辯證，也是一種苦澀的欣慰。它時刻伴隨否定與質疑，同時又不吝欣賞認同。在正反合的循環里，阿多諾與本雅明的關系，介于晦暗曖昧。資助里也有控制，合作中也有利用，這就是辯證法的效用，一分為二，又合二為一。本雅明越來越依賴阿多諾。阿多諾則更強勢，有時把揣測當成必然，將自己的理論預想，投射在本雅明的著作之上，要求他做出改寫。

這不全是阿多諾的單方原因，本雅明很早就對這份友誼，有種界定：“我希望我們之間能始終保持這種純粹的哲學同盟關系。”同盟，意味某種無條件，絕對性與求同性。當理論觀念出現歧路時，勢必希望重新化約。而“純粹的哲學同盟”，又說明情緒、面子等問題，無足輕重。阿多諾的批評冒犯，絲毫不顧語氣語言，方式方法。甚至，讀后會有種錯覺，他是否在對本雅明進行“學術PUA”？漢娜·阿倫特等人對二人“友誼”大加質疑，認為阿多諾利用并“控制”了本雅明。這或許有些依據，但也可能言過其實。

它并不影響一個基本事實——阿多諾確實是本雅明的理論同路人、評注者與創造性闡發者。他們的討論與交集如此密切，盡管有時不甚愉悅，但始終彼此需要。阿多諾是天才的解讀者，洞見者，我們對本雅明的理解、接受，甚至根本無法繞過他的闡釋。換言之，他已融化在本雅明的形象與著述里，實際參與，介入修改，就像混凝土和鋼筋，很難切割。

標簽： 友誼的辯證保全了友誼 西奧多阿多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