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檔播客節(jié)目里，周嘉寧說，“《浪的景觀》是我會寫進簡歷里的作品”。也許從新概念作文大賽開始，周嘉寧就和文字簽訂了一份契約，讓她能夠建造出虛構的空間，使人物在其中安頓、游蕩并尋找著出口。《基本美》之后，新書《浪的景觀》再度回返那個世紀之交的時代，在記憶中打撈那一代年輕人的精神狀況。

我們跟隨著人物漫游在真實與虛構雙重疊印的版圖中，上海、北京、臺北……和他們一起站在交替的路口，想象那個盛大的未來在每一個人心中激蕩起的震顫。當青春的開場過于盛大，我們要怎么做才能不走向失望與虛無？

(資料圖)

《浪的景觀》，周嘉寧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浪的景觀》向我們指證著，對虛幻的醒覺并不直接走向自我否定。即使有關進步的浪潮終將散去，即使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那些已成記憶的欲望、情感與感覺，仍留存于我們的身體里，作為我們與時代發(fā)生摩擦的見證。

周嘉寧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歷史感覺——歷史并非完全指向宏大，而是對個體生活世界的無限挖掘，而對于一個作家，重要的不是描述一個時代是以怎樣的方式經(jīng)過了一代人，而是去捕捉浪潮之中，每一個人的興奮、緊張、游移、觀望，這些千差萬別的反應構成了歷史的鮮活——“這幾年里，我只是花了很多時間記錄和描寫各種形態(tài)的浪，水的陰影與分界線”。

《浪的景觀》結尾，主人公見證了一場騙局，轉身說，“我的朋友在等我”。

也許，周嘉寧想告訴我們，夢醒之后并非無路可走。也許，當我們?nèi)ネ藭r彼刻，體驗時代與青春之間的共振時，會想起那句——“人類還年輕，人類要活下去”。

周嘉寧，作家，英語文學翻譯。出版有小說集《基本美》，長篇小說《密林中》《荒蕪城》等。

“我是一個比較好的觀察者，

而不是一個引領者”

新京報：你之前在播客里說你一直喜歡北京，之前在北京住了多久？

周嘉寧：之前住了三年，但那時跟現(xiàn)在還是不太一樣。我對北京一直有感情，現(xiàn)在也沒變過。2010年離開北京的時候，我不太清楚自己為什么會離開，包括為什么周圍很多人都會離開北京。但今年這個時間點，我會永遠記得今年發(fā)生的事情，即使過去很多年。我最近在做一些采訪，也涉及城市的變革。我采訪了一些爵士樂相關的人，他們提到大概從2002、2003年開始，有很多外國人來北京，把爵士文化在北京、上海傳播開來，爵士演奏的酒吧也出現(xiàn)了。到2010年就出現(xiàn)了低谷，在上海的外國人幾乎都離開了，一下子出現(xiàn)了斷檔，我覺得還蠻巧合的。

但我具體說不上那兩年發(fā)生了什么，無非是2008年的奧運會和2010年的世博會。整個城市有很多基礎建設項目都在為之做準備，上海大批居民區(qū)動遷，都變成了世博場所。以前我住過的一些地方全拆掉了，我很喜歡的那些泡桐樹也被砍掉，都是為世博會做準備。2001年到2010年是建設的時期，通過這10年的建設，基本上就決定了從2010年到現(xiàn)在我們所看到的城市的基本面貌。

那時想離開北京，不是因為我對北京有什么不滿，而是上海在世博會之后出現(xiàn)過一段非常短暫的，用當時的話講，很短暫的“文藝復興”。當時，上海出現(xiàn)了一些很小的、民間的文化現(xiàn)場。靜安區(qū)有個地方叫“靜安別墅”，我一些朋友在那里開了一個圖書館，用波拉尼奧的《2666》命名。那一年，靜安別墅里出現(xiàn)了很多類似的地方，都是違章的，沒有經(jīng)營執(zhí)照。當時上海書展邀請了很多國外的作家，他們同時會去“2666圖書館”做小型活動。可能就是那兩年，我突然對上海產(chǎn)生了一種渴望，我想到現(xiàn)場看看，我想?yún)⑴c。

新京報：你剛剛說，你從北京回到上海，是因為對那些突然產(chǎn)生的、民間現(xiàn)場產(chǎn)生興趣，你一直有這種想去參與的熱情嗎？

周嘉寧：對，我從小就對很多現(xiàn)象好奇。也不是要參與，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善于參與到社群里的人，但我是一個比較好的觀察者，而不是一個引領者，或者我可能不會甚至從來不會真正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新京報：這種熱情是否和你選擇做記者有關？

周嘉寧：我其實也沒有選擇做記者，最開始是為了賺錢。我高中的時候就在做記者的事情，因為喜歡寫作，但當時并沒有成為作家的概念。我覺得我喜歡寫作，可以成為一個記者，因為記者要寫東西。所以我高中時在上海的《青年報》做學生記者，認識了很多人。我大學那幾年的記者經(jīng)歷還挺有意思的，因為整個媒體行業(yè)非常有趣。

2001年，上海的《東方早報》剛剛創(chuàng)立，每周五有一個100頁的特刊。特刊部的人非常有趣，我當時在周報部門實習，周報跟特刊部同屬一個報業(yè)集團，我在他們樓上。我和他們同樣的時間上下班、吃午飯。遇到他們的時候，明顯感到他們的人比我們的人要有趣。我很想加入他們，他們也不需要打卡上班，隨時通宵，感覺辦公室一直有人，做的選題又非常有趣。后來，我也會幫他們做一些城市觀察的稿子，那時候上海在做很多大型的城市建設，所以會跟他們的記者一起跑一些地方。對我來說，那段經(jīng)歷很有趣，因為自己正好處在一個對外部特別感興趣的年紀，你會對整個城市中那些龐大的東西好奇——大型的工地、爛尾樓，當你進入這些樓內(nèi)部的時候，會產(chǎn)生一種奇特的身體感受。

新京報：我很喜歡《浪的景觀》這篇同名小說，結尾處寫到“我”被騙到海邊參加一個所謂“魔巖三杰”的演唱會，但仍舊有力量說出：“我的朋友在等我”。這是你區(qū)別于很多書寫世紀之交作家的地方，你回過頭來擁抱了自己的同時代人們。你怎么理解，以及這里有一種對虛無的抵抗嗎？

周嘉寧：我跟吳琦聊的時候提到過一個說法——“青春開場得太過盛大”，我覺得那個東西對我是有影響的，但可能因為我本質(zhì)上比較樂觀，覺得還沒到虛無的時候。難道你覺得此刻對你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嗎？好像也不是。我其實并沒有那種，認為上一個時代是黃金時代的想法，完全沒有。

我最近在寫新的小說，我想起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初，我以前住的地方，我念書的地方都被拆掉了。隨著城市的建設，沒有外在媒介來幫助你進行回憶，而且我經(jīng)常會路過那些被重建的地方，可能造了很大的商場，或者城市綠地，去那些地方的次數(shù)越多，記憶被覆蓋得越來越確定。因為眼前的場景是確定無疑的，它對記憶的覆蓋非常嚴重，我不確定自己對以前的記憶是否準確真實，可能只留下來一些感受，但感受這個東西也是被自己修正過的。于是，你無數(shù)次重新思考和講述的經(jīng)歷，都是通過被修正的東西。

新京報：在你的小說中，青春、夏天、年輕人成為了一種關鍵詞，這種“少年感”似乎和你所注目的2000-2010年時代的上升之間互為表里。在逐漸走向一個下沉的年代時，這種少年感還存在嗎？出現(xiàn)了怎樣的變化？

周嘉寧：好像是會，但是很多時候我不太清楚，也跟自己看待人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有關。比如，你有一個從小認識的朋友，即使過了很多年，這個人的生活可能已經(jīng)變得完全不一樣，他的性格中也有很多你不適應的東西，但原來你熟悉的那些部分也沒有徹底消失。所有這些東西都會并存，人只會變得越來越復雜，會有多面性，他有可能在不同的社會面、或者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現(xiàn)出不同的東西。

人的性格當中有那些忽隱忽現(xiàn)或者忽閃忽滅的部分，會在一個波動中，這不是恒定的。所以，我不覺得存在所謂“被社會徹底改造”，人的某些面向在某個時期可能會占據(jù)上峰，但也不代表他永遠就是這樣。

大的事件輻射到個體所產(chǎn)生的能量是不同的

新京報：你的小說提供了一種想象歷史的方式，當外部世界已經(jīng)被完全改造，不再為我們提供物質(zhì)上的通往過去的通道時，那些仍舊留存在我們身體里面的心情、感覺反而成為我們?nèi)セ貞洉r代的一個通道。我之前看很多書寫世紀之交的文學作品總在強調(diào)人在快速變化時代面前的被動反應，人在浪潮中似乎總是無力的、失落的、被動的，但我在《浪的景觀》里看到了人并未被摧毀或折損的部分——那些實實在在的欲望、激情和情感，這個很有意思。

周嘉寧：所有大事件發(fā)生的時候，人未必會有及時的反應，發(fā)生之時可能會被震撼到，但又覺得這個事情沒有一開始波及自己。凡是大的事件，它產(chǎn)生的影響、余震，有時會緩緩地釋放出來，而非在當時立刻浮現(xiàn)。

我會選擇的敘事角度，是從個人的、具體的境遇出發(fā)，而不是從一個更大的范疇輻射到個體。我想從個體的角度去感受那一段的歷史，而且關鍵在于，一段歷史最終輻射到每一個人所產(chǎn)生的能量是不同的。同樣的歷史事件對人命運的改寫是不一樣的，對人的精神狀態(tài)的改變也未必會讓一代人全部消沉，或者說會讓一代人都積極樂觀，這是不可能的。

你要去把握，這個人的自身能量跟這些宏大的浪潮之間進行著怎樣的互換，我比較感興趣的是這個互換的過程。

新京報：所以可以說對個體日常生活的關注是你創(chuàng)作的核心框架嗎？

周嘉寧：對我而言，日常生活還好，我不是一個很重視生活的人，或者覺得日常生活一定要過好。但我在乎單個的人、獨立存在的人，并尊重個體跟個體之間的差異。龐大的東西會抹殺人跟人之間的差異，會強調(diào)同一，仿佛你在一個浪潮當中只能看到那些被席卷而過的、被動反應的人，他們被書寫成了一個整體。但是我覺得，即便在大時代中，每個人的反應是不一樣的，每個人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你不能夠忽視這些差異，即便很微弱，這個東西也很重要。討論這些會讓我覺得有意思，也會消解一下龐大的東西。我們時代當中有很多龐大的東西，要去消解一下，要看到各式各樣的差異。

《基本美》，周嘉寧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

新京報：從小說集《基本美》到《浪的景觀》，能看到你的寫作視點從單點的“我”與外部之間的關系，轉向多角色。這種作品聲部的轉化是否和你近幾年生命經(jīng)驗的轉變有關？ 從《基本美》到《浪的景觀》在創(chuàng)作和命題上有沒有發(fā)生什么變化？

周嘉寧：人更年輕的時候，都會經(jīng)歷希望被理解、渴望被接納的過程，害怕誤解，想要說清自己的觀點，盡量被更廣大的世界接受。我也是經(jīng)歷了這個過程，想去表達自己的觀點，但后來覺得自己的觀點也越來越復雜，變得好像不能用“表達”這種形式去呈現(xiàn)，我需要別的形式，甚至未必需要表達。

所謂被理解和被接納也不再重要，我接受所有誤解，全都接受。一旦這樣之后，自由感就強烈了很多。但這并不意味著“我”不存在了，如果作為作者的我都不存在了，這個小說是誰的小說？我為我的主人公搭建了一個世界，這個世界肯定不是現(xiàn)實的世界，小說世界絕不是對現(xiàn)實世界的模擬，而每一個創(chuàng)作者和讀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通道進入它。

在虛構世界里，所有東西都是作者親自制作出來的，我使用工具去創(chuàng)造它，讓我的主人公可以有容身之處，替他們擴展一下疆域，讓他們有更多地方可以探索。但我未必要和他們對話，我也未必要把我的想法灌輸給他們，我希望他們在虛構世界里擁有自由。我希望自己的存在是一個創(chuàng)造者、建設者，也不僅是旁觀，我在建造、在替他們做一些工作，有時提供一些保護，不讓他們在任何情況下被摧毀。

新京報：你剛剛提到虛構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是兩個世界，但虛構世界并非孤立于現(xiàn)實，那么它和現(xiàn)實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現(xiàn)實要經(jīng)過怎樣的轉換才能被安放到虛構世界中？

周嘉寧：我是個充分參與現(xiàn)實世界的人，會對很多事情感興趣，愿意看到各種各樣的討論，即使是有沖突的觀點，我也會愿意去思考。我希望現(xiàn)實世界跟自己是有碰撞的，而不是在一個比較順滑的狀態(tài)中。如果個體同世界的關系是比較順滑、沒有摩擦的話，很難產(chǎn)生出虛構的世界。

虛構的世界是個人的能量與現(xiàn)實世界的碰撞中所震動出來的產(chǎn)物。這種碰撞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種，它也不是每一次都一樣。現(xiàn)實世界同創(chuàng)作者的每一次碰撞，都是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有的時候是摧毀性的，有的時候是建設性的。

它跟現(xiàn)實世界有互相映照的過程，或者說有震動的頻率，有時它們偶爾重疊一下，但絕對是兩個世界。但如果虛構世界是徹底獨立的話，讀者就沒法進入，只有它跟現(xiàn)實世界之間有無數(shù)個通道，讀者才可以自由地出入。

虛構世界跟現(xiàn)實世界是一個大的映襯關系，首先他們肯定不是互相模擬、模仿，誰都不是在模仿誰。至于他們到底是什么，其實也說不好，我覺得不要有這么明確的定義，但我相信，但凡進入過虛構世界的人，其實都知道兩者之間的關系，每個人的理解可能會稍有不同，但是你進入過你就知道虛構世界的存在，你也知道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是分離的，但它們到底以什么樣的關系融合在一起，這取決于各種情境和當時你自己所身處的情況。

不能否認我這一代人的幸運

新京報：你的小說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流行音樂，比如王菲、謝霆鋒、竇唯、羅大佑等等，音樂對你的小說意味著什么？在2018年的采訪中，你說還沒有找到讓音樂與小說共振的方式，現(xiàn)在找到了嗎？

周嘉寧：我沒有找到，當時可能還只是隱隱約約的感覺，現(xiàn)在越發(fā)確定了，還沒找到。我確實期待，音樂可以搭建一種平臺，暫時消解大家的分歧、誤解與偏見。其實不僅音樂，藝術、文學從某種方面說都承擔著這樣的作用，大家很多觀點完全不一樣，但至少還可以保留一個平臺，保留一個可以對話的方式。

新京報：新世紀初十年似乎還能找到很多流行于整個世代的音樂，但我們現(xiàn)在似乎很難找到可以共享的聲音，隨著大眾文化逐漸垂直、分眾，如果你要去把握這十年的時代氛圍，你會選擇音樂嗎？

周嘉寧：老實說很難，因為一方面我不知道大家在聽什么。我不太清楚是因為我不聽了，還是因為真的沒有時代金曲了，我也不好下定論。總體來說，我覺得青年群體是一個會把其他人排除在外的群體，他們會很自然地形成自己的堡壘，有排斥性的，也是一個比較“殘酷”的群體。因為我自己也經(jīng)歷過，所以我就想，我會不會很積極地把我喜歡的東西介紹給比我年長、或者跟我不一樣的人？而且，如果要討論青年文化，應該是青年人自己去寫或者明白要怎么樣去討論。

與此同時，當下青年人所喜歡的東西，還包括生活狀態(tài)，有時讓我很難用文學或小說的形式來表現(xiàn)，其他的媒介反倒更有力。所以，我在想是否也有這個原因。因為20年前的青年生活，它是以文字為媒介的，所有人是用文字來講述自己的經(jīng)歷，也是以文字的形式流傳，之后你再去書寫這個時代，自然而然是使用文字。但現(xiàn)在你要如何記錄大家的表述？大家日常對于自己生活的描述，不管是網(wǎng)紅也好，各個領域的KOL（意見領袖）也好，他們是此刻最把握時代脈搏的年輕人，他們對于自己的描述、傳達方式不是文字的，你要把這些東西轉化成文學的形式，很奇怪。他們本身從一開始就不是以文學的方式存在，甚至不是以文字的方式存在，我在琢磨這個東西是否一定要變成文學的方式去傳遞？

新京報：繼續(xù)聊聊年輕人，豆瓣上有一個小組叫“假裝活在1980-2000年”，小組成員大多是沒有經(jīng)歷過那個時代的年輕人，要怎么理解這些年輕人的“懷舊”？可以參照的是， “Y2K”這幾年也重新成為流行，該怎么理解這種大眾文化空間中對世紀之交年代的懷舊？當下的懷舊真的是想要回到過去嗎？還是說，我們懷念的是那個時代所想象的未來——一個已成過去的未來？

周嘉寧：只能說明時間到了，因為你現(xiàn)在距離上世紀90年代已經(jīng)過去快30年了，這個時間量足夠你進行懷舊了。所有的時代潮流都是這樣反反復復在一個輪回里，比如說2000年的時候，大家也都會去懷舊七十年代（不一定是內(nèi)地的）。這種東西只能說明30年、或者25年是個圈，之前被拋棄的潮流時尚突然又可以回來了，但是它一定是經(jīng)過變形。我現(xiàn)在也會刷到類似于2000年的街拍，但現(xiàn)在你真的還能夠打扮成那個樣子嗎？肯定是不行的。它只是有一些元素拿出來，重新經(jīng)過時代的改造，又變成一種并非完全復古，而是要經(jīng)過改造的，不然難道現(xiàn)在還可以再去使用諾基亞手機？大家現(xiàn)在其實也只是拿著智能手機，在更為現(xiàn)代化的方式之下去完成一些時代想象。

新京報：最后一個問題，你覺得你是一個幸運的人嗎？

周嘉寧：以前沒想過，現(xiàn)在總有人說我很幸運，或者說我們這代人幸運，我剛開始時還會反問，你說的幸運是什么？但后來確實覺得，不能否認這一點，時代給予過的饋贈，別不承認，認為這一切全都憑個人的努力。這當中一定有一些機緣巧合，一定也有好運相助。

采寫/吳俊燊

編輯/張婷

校對/柳寶慶

標簽： 專訪｜周嘉寧捕捉浪潮下閃爍著的細微表情 小說_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