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春天，隨著一座座沉睡千年的江川李家山古墓被發掘，當文化精品“牛虎銅案”及一大批數量多、檔次高的精美文物展現在世人面前時，昭示著這方熱土曾是古滇國文化形成和發展的核心區域。至今出土的4000余件珍貴文物屬戰國后期至東漢初期，有青銅器、金器、銀器、玉石器等，是古滇國文化輝煌燦爛的歷史見證。

（遠眺李家山 沈陽 攝）

李家山：古滇國文化形成和發展的核心區

【資料圖】

（蟲獸紋銅臂甲）

2000多年前，云南的滇池沿岸曾經有一個被稱為“滇”的古老文明，她創造了燦爛的青銅文化。據《史記》記載，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在云南設益州郡，封滇國國王為“滇王”，并賜“滇王之印”。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晉寧石寨山墓地中發掘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及大量青銅器，揭開了古滇王國神秘面紗的一角。之后，玉溪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昆明市官渡區羊甫頭墓群等多個重要滇文化遺址的陸續考古發掘，出土了數以萬計的滇國遺物，這個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老王國逐漸向世人顯露真容，古滇王國的光輝才重現于世。

從江川城區往北行約14公里，就到江城鎮早街村背后的小山丘，山丘背靠多依山，面向星云湖，透過野牛大山丫口，依稀可見撫仙湖，這里就是李家山古墓群。

1972年春，在這里進行了第一次發掘，共發掘墓葬27座，出土了大量隨葬器物，其中青銅器有1000余件。在這27座墓中，出土了馳名中外的牛虎銅案、牛虎銅枕等器物。1991年12月至1992年4月，李家山古墓第二次大規模發掘，清理墓葬58座，出土青銅器近3000件。尤其是第二次發掘，出土的鼓、貯貝器、俑、編鐘等銅器種類浩繁，鑄造工藝高超，古滇國文化特色明顯，金劍鞘、金釧、金腰帶、動物形扣飾等器物熠熠生輝，精美絕倫。此次發掘被評為1992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2001年，李家山古墓群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截至目前，云南各地出土了古滇國青銅器10000余件，其中李家山出土的青銅器約4000件。業內專家說，李家山出土的青銅文物只需三分之一就可建一個世界一流的青銅博物館。云南省博物館副館長樊海濤評價說：“戰國、西漢時期，滇中是云南青銅文化最發達地區，以‘滇國’為核心的滇池、撫仙湖周邊代表了云南青銅文化的最高峰。”足見李家山青銅器在云南乃至世界青銅史上占有極高的地位。

已故青銅文化研究專家張增祺是1972年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發掘的領隊，他在對石寨山與李家山兩地出土文物進行深入對比研究后發現：李家山是滇國時期除石寨山墓葬外，規模最大和出土文物最豐富的古墓群，其時代從戰國后期一直延續到東漢初期，與石寨山墓葬屬同一類型。但李家山墓地較石寨山繁榮時間早、衰落時間晚，似乎未曾間斷過。這說明滇國統治者早先很可能發跡于撫仙湖、星云湖一帶，后來才逐漸向滇池沿岸擴展，并將其都城設在今昆明市晉寧區晉城街道。后來西漢王朝滅滇國，于滇國都城所在地設益州郡，滇王殘余勢力又退回星云湖沿岸，直至中原王朝的郡縣制最后取代滇王政權為止。

古滇青銅：開啟滇國之門的鑰匙

（鎏金鼓形器座）

云南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比中原地區要晚很多，戰國末期至東漢初期是云南青銅文化發展的高峰期。滇人在充分汲取多種文化精華的基礎上，用巧奪天工的冶煉、鑄造技術，將社會生活的千姿百態熔鑄成一件件青銅藝術杰作，從農業、畜牧業、紡織業、祭祀、葬俗等不同側面展現了戰國末期到東漢初期這一歷史階段滇國貴族的戰爭、生活、生產等活動。云南李家山青銅器博物館館長李紅成認為，李家山青銅文化雖然晚出，卻是中國青銅文化晚期的集大成者，是世界青銅藝術史上罕見的、不可復制的個案。

李家山69號墓出土的東漢時期的“紡織場面銅貯貝器”，高達47.5厘米，器蓋上鑄十人組成的紡織場面：其中6位紡織娘沿邊坐成半圓圈，正在紡織勞作。一位很高大的女性貴族端坐中央，一人捧食盒跪其左側，一人執傘跪其后方，一人跪其前方。因中央的女性外形采用了鎏金，令觀者一目了然她的地位。

另一件出土于69號墓，東漢時期的“鎏金鼓形器座”，高9.5厘米，遍體鎏金。業內專家稱，這是在全世界各國收藏的幾百面銅鼓中，唯一的一件鎏金銅鼓，可稱稀世孤品。

13號墓出土的戰國時期“蟲獸紋銅臂甲”，高21.7厘米，厚度不到1毫米。這是滇國貴族作戰時的防護裝備。這件臂甲鏤刻紋路細如發絲，刻有虎、豹、鹿、猴、蜥蜴、雞、蜈蚣、魚、蝦、蜜蜂等10多種動物。有趣的是，這些動物竟組成一條食物鏈。這件青銅臂甲代表了戰國時期我國鏤刻工藝的最高水平。

出土于68號墓的“錯金銀鏢”，是一件同時用錯金和錯銀特種工藝來裝飾的青銅器，非常珍貴和罕見。

李紅成介紹，古滇國青銅器的主要成分是銅、錫、鉛，具有較高的工藝價值，其特種工藝主要有線刻工藝、金銀錯工藝、鑲嵌工藝和鎏金工藝。合金比例和精度都達到相當高度，并采用先進的分鑄、整體焊接及利于制作精度較高的失蠟法鑄造工藝。這表明，古滇國的工匠們對青銅合金和特種工藝已有較準確的認識并能熟練應用。

古滇國青銅器中有沒有鍍錫工藝存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對李家山青銅器博物館里的展品進行金屬成分分析后認為：銅二牛扣飾、銅貯貝器、蛇形鏤空器、薰爐、鎏金銅腿甲、跪鼓銅俑是鍍錫工藝文物。

古代云南何以產生如此輝煌璀璨的青銅文化？主要原因是云南具備豐富堅實的物質基礎。云南至今仍是我國銅、錫礦主要產區。云南產銅、錫、鉛的記載最早見于《漢書·地理志》：“俞元懷山出銅。”“律高西石空山出錫……出銀、出鉛。”“賁古北采山出錫……出銀、出鉛。”按《新纂云南通志·地理志》的解釋，西漢俞元在今天的澄江、江川和玉溪一帶；西漢律高在今天的通海一帶；西漢賁古在今天的蒙自、個舊和峨山一帶。

考古調查資料表明，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直至青銅時代的古文化遺跡、遺址、墓葬等在江川都有發現，它們分布于撫仙湖、星云湖湖濱周邊的臺地、坡地和小山上。從春秋、戰國至東漢初期約500年的歷史時期，江川境內大量出土的文物證明，江川的青銅文化，自始至終貫穿古滇國的建立、鼎盛和衰落的整個過程，輝煌燦爛的李家山青銅文化是中國青銅文化的重要代表。

南絲路：古滇國與外來文化交流傳播紐帶

（騎士獵鹿銅扣飾）

據史料記載，自戰國起滇秦就有交集。早在公元前4世紀末的戰國時期，秦國即開始經營西南邊陲。秦孝文王時（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247年），李冰“鑿僰道”，即由青衣沿青衣江至僰道（今四川宜賓）。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繼續致力于西南邊疆的開拓，開五尺道。由僰道經朱提（今云南昭通），達味縣（今云南曲靖），再轉到滇池（今云南晉寧），因其穿行在崇山峻嶺間，僅寬五尺，故名“五尺道”。僰道與五尺道聯通秦與滇，使云南與內地的交流更加緊密。

漢武帝時期，北方絲綢之路被匈奴阻隔。張騫在出使西域時得知另一條從四川經云南、緬甸到印度乃至西亞和歐洲的“蜀身毒道”，也稱“南方絲綢之路”，它是一條中國古代與西亞、南亞地區連接的重要貿易通道。史稱張騫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時，曾見大夏商人從印度購入四川出產的邛杖和蜀布，就是巴蜀商賈通過云南銷往印度的。

張增祺在《滇國與滇文化》一書中講道：“西亞和南亞地區的文物早在戰國到西漢初期即有流入云南省，諸如蝕花石髓珠、琉璃珠、海貝及冀虎錯金銀帶鉤等。也就是說，遠在張騫出使大夏之前，緬甸、印度等地和滇國早就有了接觸……”

借由“南方絲綢之路”，古滇國與外來文化有著廣泛的交流和傳播：

江川李家山69號墓出土的一顆蝕花石髓珠，為肉紅色半透明圓柱形珠管，兩端截平，大小不一，中央穿一孔，表面飾兩組八道弦紋，其器形和鉆孔工藝與同時出土的其他質料管狀珠明顯不同；李家山古墓還出土了300余公斤的隨葬海貝……

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發掘領隊張新寧在《云南江川縣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發掘》報告中寫道：“出土的肉紅色蝕花石髓珠，原產于古代地中海沿岸；鎏金銅盒表面鑄突起的顛倒交錯的尖瓣紋裝飾的方法也源于古代地中海沿岸。”

（祭祀場面 銅貯貝器）

69號墓出土的“祭祀場面銅貯貝器”，頂部圓片狀蓋子上鑄有三十五人和兩匹馬，其中一個人物與眾不同：他身著曲腰橢圓形斑紋的虎皮長袖衣，長褲有菱形紋，束腰帶，右肩斜挎長劍至左腰，戴手套，腳穿前端上翹的鞋，這無疑是一個遠道而來的外（國）人。精美的雕鑄，述說著滇人對和平的熱愛，展現了古滇國與外（國）人和睦相處的生活場景。

說起外來文化的影響，江川區文物管理所副研究員楊忠德首先想到的是李家山古墓出土的種類繁多的銅扣飾，學界稱之為“動物紋”牌飾或“斯基泰式”青銅器，這些器物上大多以動物紋為題材，尤其以動物搏斗圖案居多，如“一虎噬豬”“二人獵鹿”“剽牛祭祀”等，這是一種北方草原文化，流傳到滇中地區后，又與當地的文化相結合，而后形成了主要見于李家山、石寨山墓葬中的青銅藝術珍品。

（中國日報云南記者站 玉溪日報）

標簽： 云南江川李家山中國青銅文化最后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