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劉虎 楊霽月 山東濟南報道

在山東省滕州市東沙河街道陳崗村，隨著發掘深入，一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遺址，一點點顯露于世。

這座遺址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面積超過40萬平方米，城市規模、社會分化、權力集中等文明現象，無不向世人昭示，遺址存在于距今5000年前后，處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形成的關鍵節點上。遺址的發掘成果，對于古代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是中華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力證”。

(資料圖片)

近日，封面新聞記者前往山東滕州，對話“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崗上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朱超，請他講述神秘面紗背后的崗上遺址。

崗上遺址發掘現場

文明起源 5000年前的一座城

相較國內其他類似遺址，崗上遺址發現較早。

1952年春，原華東文物工作普查隊在滕州市東沙河街道陳崗村（崗上村）普查時發現該遺址，定名為崗上遺址。1953年5月，崗上遺址發現4片彩陶，這是在山東省境內第一次發現彩陶。

到了2018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進行了全面、系統勘探。在為期一年的勘探后，從2020年9月至2022年1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連續兩個年度對該遺址進行發掘，合計發掘面積約1100平方米。

隨著多次考古調查的深入，揭開了這處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為主體的大型聚落遺址的面紗。這一次發掘，發現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夯土城墻和壕溝遺存，城址平面近長方形，壕溝緊挨城墻外側環繞一圈。

崗上遺址航拍

從地圖上看去，遺址平面像一片樹葉或靴子，東西最大跨度1500米，南北跨度1000米，總面積約80萬平方米。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南北長800米，東西長550米 ，共40多萬平方米，是目前發現的同時期面積最大的城址。

在遺址中采集的含炭標本，經放射同位素碳14測定，其年代距今6000至4000年左右，延續時間約2000年。崗上遺址時間正好在距今5000年，這使其意義超越了區域概念，而具有“全國性”的意義。

據介紹，大汶口文化屬于東夷文化，大汶口文化又分為古泗水、古濟水、沂沭河等幾個區域，崗上文化屬于古泗水區塊，這幾個區域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既有共性又有不同點。

“從已發掘的情況來看，大汶口文化時期形成不同的聚落或中心，這些聚落或中心相隔分布，不同的區域各有中心城市，說明當時已經形成了區域社會。”朱超說，從城址規模、出土的玉鉞或石鉞、墓葬差異等現象，說明崗上遺址是當時該區塊重要的中心城市，也說明在距今5000年這個時間節點，已經形成了早期城市，并出現了早期國家。

崗上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朱超

以玉為鑒 見證禮制文明

今年6月11日，“文明之光——滕州崗上遺址考古發現成果展”在山東博物館開展，展覽匯集崗上遺址最新的考古發現研究成果，精選陶器、玉器、骨器等300多件文物，通過還原5000年前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城市、社會分化、權力集中等文明現象，再現當年“城里人”的生活畫卷。

崗上遺址北區出土的彩陶

崗上遺址出土的骨器

朱超認為，在崗上發現了以鉞為代表的玉石器，骨牙質的鹿角鋤、杖形器、骨板，鱷魚皮與陶鼓，涂朱龜甲，以及以觚、大口尊為代表的成套成組的陶禮器，表明大汶口文化喪葬活動中的器用制度已經基本完備，明確了海岱地區是禮制的重要起源地。

崗上遺址出土的鹿角鋤

朱超說，崗上遺址目前的發掘成果，對禮制內涵有清晰地反映，把以棺、槨、頭箱、邊箱、棺槨下枕木等為基本內容的棺槨制度，由以往認為的產生于龍山文化時期，向前推進了500多年。

崗上遺址出土的陶鼓

此外，墓葬中發現了諸如玉器、白陶等禮器，以此來標志墓主的社會地位和等級，正所謂“器以載禮”。

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陶器

“概括起來說，大汶口中晚期的崗上遺址已進入了早期國家階段，其社會已進入階級社會。其以大汶口城址和高等級墓葬為代表的文化遺存，是中華文明5000年的有力證據。”朱超表示，崗上遺址項目考古發現及城子崖龍山與岳石文化城址、齊國故城、魯國故城等的考古工作，印證了5000年中華文明連綿不斷、一脈相承的發展歷程。

罕見合葬 表明社會等級初顯

除了城址和出土器物，崗上遺址發掘發現的高級墓葬，也備受外界關注。

在崗上遺址的南部發掘區，共發現16座豎穴土坑墓，其中，四人合葬墓1座，其余均為單人葬。墓葬分布集中，有明顯成列排布規律。墓葬等級差異巨大，主要表現在體量、葬具結構及隨葬品等方面，可分為大、中、小型三類。

大型墓分布緊湊，葬具齊全，往往有器物箱或棺下放置枕木。男性均隨葬玉鉞或石鉞，女性隨葬玉器以飾品為主，其中綠松石最多。中型墓多為一棺，隨葬品較少。小型墓多無葬具和隨葬品。

其中，極為特殊的四人合葬墓，長3.3米，寬3.2米，葬具為三聯棺，帶有頭箱及邊箱，隨葬陶器數量據不完全統計超過300件。4人除一名兒童性別特征不明顯外，其余均為男性，自北向南年齡呈遞減之勢。而隨葬玉鉞，從類型、數量、玉質及大小等方面也表現出遞減之勢，不同墓主間表現出了明顯的等級差異。

“南區高等級墓葬表明了該墓地性質應為聚落中掌握權力的上層家族的專屬墓地。”朱超說，三聯棺、器物箱等葬具結構均是目前最早的發現，與魯北地區焦家遺址棺槨俱全、隨葬品以實用器為主的特征形成鮮明對比，顯示了區域間葬制發展的不同路徑。

不僅如此，此次出土的以倒扣陶鼎為葬具的甕棺葬，人骨經鑒定均為不足月胎兒，經過檢驗，初判為流產的胎兒。

“胎兒墓埋葬的地方是活人生活區和死者墓葬區的中間，這個位置就非常獨特。”朱超認為，古代的醫療條件非常有限，孩子能夠平安長大的幾率也低，在不幸流產后，父母會希望通過墓葬的形式寄托哀思，將沒出生的孩子埋葬在生活區和墓葬區的中間，也許就是為了孩子受到兩邊的照顧。

（山東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標簽： 山東滕州崗上遺址 中華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力證丨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