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穆婷 羅曉蘭

編輯|陶若谷

【資料圖】

兩通電話

負責秋招的人事老師又打電話過來了。這已經是第三次，電話那頭的聲音一直很誠懇：學校只招兩個人啊，還有其他幾個人通過了面試，被搶先了你就沒有機會了啊。

喬林在客廳里來回踱步，滿屋子走。家鄉遞來的offer看上去的確光鮮：高中在編教師，年薪30萬，6年協議期滿后給一套房。這在全省范圍內的教師待遇中，都算是最高水平。

人事催著她盡快確認，在一周之內，2022年10月下旬之前。前兩次，她都說要再考慮一下。喬林來自西部某省，就讀于某211師范院校，今年大學畢業。對這位公費師范生而言，進入編制是順理成章的——按照協議，在秋招季找好工作，畢業后返回生源地，成為公立學校的人民教師，職業生涯從此安穩無憂。

尋求穩定，做“體面”的工作，是近年來很多年輕人的選擇。教師考編熱持續升溫，現實卻是一崗難求。以福建漳州的東山縣幼教崗位為例，截止今年3月末，該崗位報錄比超167：1。

喬林的家鄉是煤炭城市，教師薪資基本在每月1-2萬，生活小康，一輩子吃穿不愁。且工作穩定，受人尊敬，“說出去倍兒有面兒”。

但喬林想要自由。這是個長相出挑的女生，長發永遠柔順，微信頭像是一襲長裙的優雅形象。去年上半年開始，她開始考慮解約的事，想繼續讀研。

但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參加了秋招，等真的收到offer時，她又猶豫了，在微信上轟炸師兄：“完蛋了啊！待遇這么好，我該咋辦呀！這誘惑太大了……”

喬林讀的是化學專業，“四大天坑”之一。之所以“坑”，就在于學習難度大、實用性不強、就業要求高、薪資水平普遍偏低。如果是本科學歷，可能中小學老師都當不了，要么轉行，要么當相關設備儀器的銷售。除非讀博，經歷漫長辛苦的科研過程，才能進入研究所或者實驗室，成為所謂的高端人才。

不過，喬林喜歡這個專業的研究方法，還主動加入了一個課題組。同組的師兄算是她的小導師，沒想到師兄說：“面試通過了還不好？為什么不去工作？你不是讀博的材料。”

自己的科研水平原來這么差？在此之前，她一直覺得自己在科研方面還有一點天賦，聽了師兄的話，她開始動搖：如果真的不適合科研，現在放棄這么好的編制，不就切斷了后路嗎？

糾結不下，她決定給導師打個電話。導師是她大學最重要的引路人，讓她有機會加入課題組，指導她踏入科研的大門，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

四年里，她天天泡實驗室，慢慢積攢了自己的學術成果，合作發表了3篇SCI二區的論文。去年，導師曾正式邀請喬林在他名下讀研、讀博，并承諾不招保研學生，為她預留名額。

●喬林在做化學實驗。講述者供圖

“老師，我到底是不是讀博的材料？”電話接通，喬林張口就問。聽清事情原委后，老師勸她遵從自己的內心，讀博不用太擔心。

喬林滿意地掛了電話，她將導師的話奉為圭臬，決定違約。

可是轉念一想，喬林又緊張起來。進入課題組后，她每天都要去實驗室，從早上8點干到晚上10點。導師幾乎不給批假，如果沒到，就會一直發微信問“今天怎么沒來實驗室”，即使要趕論文進度，導師也說“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有一次，導師讓她出一個數據，但喬林沒預約上實驗室，導師說，“我不管你用什么辦法，兩天后必須給我數據。”

喬林陷入了新的懷疑——解約不當老師，是不是只是換了一個地方“打工”？導師鼓勵自己讀博，或許是因為自己這個“實驗工具”用順手了？還沒正式加入師門，就已經感受到了相當大的壓力，讀研、讀博的時候，自己又會面對什么，能承受得住嗎？

怕自己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一周時間里，她都猶豫不決。

被說哭的高材生

違約，放棄唾手可得的教師編，在大眾看來并不光彩，還要面臨一些“懲罰”。很多違約的師范生因此拒絕了分享自己的經歷。一位出國讀研的女生說，雖然大家都知道違約是一種選擇，但是在主流看來并不光彩，之前評獎就受此影響而落選。還有轉戰考研的男生說，不希望太多人知道自己的選擇。

喬林也算了一筆賬：應屆公費師范生違約，交付大學培養一名公費師范生費用1.5倍的罰款，大約8.4萬；考研的話，她大四不能參加，只能等到今年12月再“一戰”；違約要計入個人誠信檔案，可能會對未來造成一定的限制。喬林有同學為了不被影響征信，去不了公立學校，最后去了私立，沒編。

對這些，喬林很矛盾。她有時放狠話，“記檔案就記檔案，大不了以后不生孩子，沒有下一代就影響不了下一代”。僅僅過了兩分鐘，她又變得沮喪，“已經想到了最壞的結果”，學院可能因此在考研復試時刷掉她，那她不得不考慮出國。

秋招季眼看就要結束了，班里45個人，絕大部分都“上岸”了，只有喬林和一個室友的去向還沒有著落。家里的哥哥嫂嫂姐姐們不斷勸說，“多少人求之不得，自己的未來還是要自己考慮清楚，從編制里出去了可就不一定能回來了”，這樣的話喬林聽得耳朵都要起繭子。

當時報大學志愿，喬林的分數有些尷尬，沒什么專業可選。父母和親戚建議，報師范，出來了工作穩定體面，回到家鄉還能有親戚照應。喬林懵懵懂懂，又帶著幾分憧憬簽下了師范生協議。

她曾有個理想的教師模板。高三的一天，年級主任特意給全年級批了假，讓同學們去電影院看某漫威電影的首映。后來拍畢業照時，趕上這個老師過生日，全年級1000多個學生提前一周偷偷排練了口號，拍完合照后一起大喊“XX老師生日快樂”，唱生日歌，聲音響徹校園。

這讓17歲的喬林印象深刻，她也想當這樣的老師，“會特別有幸福感”。

幾年后的大四，喬林回家鄉實習，信心滿滿地設計了一堂課，準備講一節內容豐富、邏輯縝密，可以頭腦風暴的課。而現實是，學生們死氣沉沉，互動環節沒有一個人回答，喬林甚至不知道學生在不在聽，只能“自嗨”，用20分鐘就講完了，剩下的時間只能做題、對答案。

復盤“失敗”的原因，喬林覺得除了線上教學的限制，更多是因為這些高中生接受了近十年的應試教育，只聽老師講正確的答案，從來沒有想過、更別說嘗試自己探索科學知識。

●喬林教育實習時進班聽課。講述者供圖

她想起高中時的一位新老師。有次，老師們嘮閑嗑，說學校來了個新老師，聽說是頂尖師范學校畢業的呢，結果試講第一節課就被聽課的“資深老教師”說哭在講臺上了。

喬林猜到了大概原因。名校出來的師范生到了地方，反倒會受排擠，上課被挑刺兒，讓你下不來臺，通過貶低你來獲得滿足感，直到你變得跟他們一樣。

幾年過去，家鄉的教育還是應試套路，而喬林在大學里接觸的是前沿的教育思維。她想，如果真的接受了編制，自己就會從這個故事的聽眾變成主人公，成為下一個“被說哭的高材生”。“新課堂”學生不愛聽，不愛學，考試成績就不好看，領導要找你談話，家長更不買賬，壓力之下自己的教育理念能堅持多久？

另外，她更偏愛腦子靈活，有想法有規劃的學生，而不是努力但木訥，機械完成任務的人，“這樣對學生是不公平的，也會影響他們的學習”。多方權衡下，她自知是個軟弱的人，打算放棄當老師，但有合約在身。

為此，喬林的父母一直吵架。看到女兒過得這么痛苦，兩人感到愧疚，互相指責。媽媽責怪爸爸逼喬林報師范專業，甚至勸喬林回來復讀。爸爸說他沒有逼迫，當時是三個人共同決定的。

直到去年春天，導師拋出橄欖枝，幫她去學院爭取解約，喬林意識到她原來有得選。但她并不堅定，想秋季實習完后再做決定，最后，實習徹底磨滅了她的職業興趣。10月，本想著就體驗一下秋招，沒想到offer給出的待遇這么好，她搖擺不定，兩次拖延跟高中母校簽三方協議。

拖延的一周里，她努力說服自己：我喜歡化學，我要進入高校或研究所、實驗室工作，成為高端人才。

當人事第三次打來電話時，她醞釀許久，終于鼓起勇氣說：“我想繼續深造一下再回去建設家鄉。”對方聽懂了她的“婉拒”，說“好的，了解”，便掛掉了電話。

“解約就像贖身一樣”

其實這個編制真的很香吧？拒絕offer后，喬林反復陷入自我懷疑，這很難簡單歸因于性格還是大環境的普遍焦慮。網上多的是考編血淚史，長時間閉門學習，奔走于各個考點，但在懸殊的報錄比面前無法進面試的帖子隨處可見。

一個非公費的師范生歷經多年求學，終于考編上岸，但是工作在外地，父母不滿意，催促女孩再考回家鄉的省會城市。去年，她輾轉多地找工作，經歷過失敗、毀約，才在8月有了個保底的工作：月薪6000，每天干10個小時。工作不但辛苦，還要做個聽話的人，她不喜歡，但考慮到現實問題，這幾年求職競爭激烈，“不當老師能干嘛？”

不少師范生來自經濟狀況不好的地區，父母務農，報考公費師范生學宿費全免，還“自帶編制”，畢業即擁有體面的教書工作，立刻可以有可觀穩定的收入補貼家用。

來自小康家庭的喬林還有底氣選擇。但同學大多“上岸”后，她又慌了。前三年，她習慣了自己“是有編制的人”，跟有些師范生一樣躺平，隨便學學專業知識，對付考試。現在，新身份讓她不適，作為極少數沒有offer的人，她時常感到不安，又害怕無法應對接下來的科研之路。

她2019年秋天入學，在疫情中度過了三年大學時光，不安與封閉成為了大學生活的底色。但在親戚們口中，她儼然已經是前路坦途的成功人士，這讓她虛榮又焦慮——成為師范生，畢業進入體制內，確實是這個不確定時代中最穩妥的選擇。

但家鄉學校開出的待遇固然好，對老師的要求也極為嚴苛：沒有雙休日，半個月休一天，學生住校軍事化管理，休息的那天老師也要陪著。早上6：20去盯早自習，一直工作到晚上10：30學生上完晚自習。“哪有什么自由的時間啊，就這么干，那30萬的每一分錢都是我應得的。”喬林說。

●資料圖

“自由”，是她反復提到的一個詞。她覺得編制、合約都是“枷鎖”，處于其中的人就像“提線木偶”，渾身不自在。三歲學舞蹈，四歲學鋼琴，八歲學琵琶……她說自己感性甚至懶散，感激父母一直支持自己嘗試感興趣的任何東西，想學什么都可以學，想買書，每次可能幾千塊地買。

“解約就像贖身一樣”，喬林說。自從考上師范，親戚們輪番安排自己的人生：女孩子，畢業回來當個老師，找個本地男人，帶個孩子，蠻好啊！喬林聽膩了，也很不屑，她不想過“一眼就能望到頭、毫無波瀾”的生活，對愛情還有幻想。

大學里，不少師范生同學找同省份的異性交往，為以后回到家鄉結婚成家做打算，喬林覺得不可思議：這跟搭伙兒過日子一樣，和相親有什么區別？前不久，她和中央民族樂團的老師一起出差，接觸到了一對結婚30多年，感情依然很好的夫妻，有種“琴瑟和鳴”的感覺。

“這才叫愛情吧，如果回家找個天天喝酒吹牛的男人，那可怎么過。”喬林母胎單身，但一直堅持自己的擇偶標準。

在社交平臺上，也有很多像喬林一樣的00后，分享自己放棄教師編制的心路歷程，“人生是曠野，而不是軌道”。他們不希望為了所謂的安穩，讓自己的青春在縣城里耗過去。他們想考研，想升學歷，想見世面。

一個偶然的機會，同樣沒offer的室友給喬林打來電話，提到自己也要違約。室友的果斷給了喬林一點勇氣：不要怕，考研不可怕，讀博不可怕，放棄編制之后新生活就開始了……

解約半年來，喬林忙著做實驗，很多次累得不行了，有點難過地調侃自己：“放著輕松的咸魚生活不要，這么辛苦，可惜你已經沒有offer，沒有退路啦。”課題組的師兄們聊起她的選擇，惋惜這么好的待遇，讓她回去教書，她每次都回，“我不”。

但最近喬林開始想，父母給她的也不算是真正“自由”。從小到大，無論做什么，父母都會靈魂拷問：干這個有用嗎？有意義嗎？初高中階段，父母對她交友的把控極為嚴格，只能結交傳統意義上的“好孩子”，不能接觸學習成績不太好的同學，免得學壞。

她意識到這是錯誤的，但無法改變。直到現在，喜歡藝術的她還是會本能避開藝術生的圈子——因為不是好孩子，“很離譜，我被父母PUA得很成功”。她想繼續深造科研，不為別的，只想跳出父母掌握和規劃好的人生道路。

喬林希望自己如果有了孩子，能擁有更廣闊的視野，而不是從小“兩耳不聞窗外事”，小升初去重點學校，初升高去重點學校，最后考到重點大學，學習之外感受不到一點讓自己快樂的事情。如果她回家鄉教書，無論是自己還是孩子，可能連聽一場音樂會的機會都沒有。

她想到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發展。現在，擺在她面前的有兩條路：考研，出國。喬林陷入了新的糾結。

考研，不一定考得上。喬林想考本校，她喜歡自己的大學，有人文關懷，還能參加豐富的文藝活動。但這樣的話，她一邊考研還要一邊給老師干活兒，擔心沒有充足的精力準備。喬林親眼目睹，導師把課題組師兄叫進辦公室怒斥，生氣得把筆摔在地上。師兄默默撿起來遞給老師，卑微地說：“給您筆。”

出國，她不敢跟導師說，萬一導師不放人，和自己翻臉呢？而且，出國回來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有的單位并不認可“海歸”。

那自己還能干什么呢？喬林左思右想，心一橫，實在不行，再回去當老師吧，但一定要去上海、深圳那種大城市。

三次聊起未來的打算，她第一次說“我要租房考研”，過了一周，她糾結于別的選擇，“等等留學中介給我的方案吧”。五月下旬，答案變成“我最近決定拼一拼，首選申美國全獎直博了”。

不到一個月后，喬林將失去應屆畢業生的身份。既然決心叛逆一把，那就不怕什么“不確定”，她很快又恢復信心，“相信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

（應講述者要求，喬林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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