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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7日，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務服務中心市民在辦理業務。新京報記者陶冉攝

新京報訊 （記者肖隆平）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提高市域社會治理能力。”隨著我國逐漸走出新冠疫情陰霾，城市逐漸散發出了新的活力。作為擁有全球最多超大、特大城市的國家，面對已經來臨的數字時代，我們該如何治理好超大、特大城市，讓其繼續發揮全國經濟引擎的作用？讓民眾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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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京報新京智庫舉辦了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研討會，來自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學者結合全球各地的經驗，就數字時代，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提出建議。

城市治理需更便捷、更親民

在研討會上，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長聘副教授、城市更新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殷成志表示，不管是城市敏捷治理，還是“一網通辦”“一網通享”，各種數字化治理途徑，首先需要做好平臺數據資源的整合。這方面新加坡比較有經驗。他們擁有一個統一平臺，新加坡人只需下載一個軟件（App），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另外，超大、特大城市的數字化治理，還需更便捷、親民，比如老人怎么用，殘疾人怎么用，要有不同的適應性。

殷成志還認為，數字化的城市空間（或城市空間的數字化）還需與產權的清晰化結合起來，為將來的城市治理提供堅強的基礎。雖然我們國家提數字城市已經有多年，十八大以后更是強調要將一張藍圖繪到底，對空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把智慧化、數字化的城市空間和管理信息系統結合在一起，這方面有些發達國家的城市治理經驗還是值得我們借鑒。

上海市MPA教指委秘書長、復旦大學MPA教育中心主任，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顧麗梅表示，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和其他幾個人口過千萬的主要城市，不管是從國內或國際上看，城市治理工作都做得比較好，確實把數字化理念逐步運用到了政府管理的實踐中去。

如果說還有什么建議，各個城市的數字治理工作還需要因地制宜，根據城市本身的特性探索出一套合適的治理模式。“這沒有什么捷徑可走，也沒有什么教科書可抄，因為沒有普適性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治理模式。”顧麗梅說。

數字化治理需警惕過度迷信技術

廣東省社會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文宏認為，在數字化時代，超大、特大城市治理需要關注幾個問題。

首先是高層主政者需要對數字治理有更多的了解和認知，基層官員或者一線的領導者要把這個事情當作自己的事情去用心經營、管理，充分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數字化時代提供了過去沒有技術支撐下的可能性，這對城市治理是一把‘雙刃劍’。”

其次，需要有一統性和分布式差別。所有的數字化管理都是一統性的，這樣有“視覺上好看，形式上工整，態度上比較響應，一呼百應的感覺”，但是一座超大、特大城市是要建幾家大型的沃爾瑪和家樂福，還是出小區就有類似711的便利店，“這沒有絕對答案，一統性的治理需求和分布式的治理需求是兩個不同的維度。”文宏說。

再者，要解決好治理的形式和本質相統一問題。文宏介紹，現在有些城市治理是為了給大家伙看的，至于治理的成效并沒有太顯著。這就要回答清楚城市治理的創新是要滿足人民的需要，還是迎合某些偏好的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陶然亦表示，新技術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政府的治理能力，但是這個技術到底是否好用，還是要看做了什么，是否建立起了政府的有效回應平臺。

同時，陶然也強調，要解決“技術歧視”問題，比如一些人不能使用新技術，一些地區網絡欠佳導致學生不能上網課，還有對基層公務人員的壓力過大等問題。因此，要“警惕過度迷信技術，忽略組織優化。不能單純追求新技術的使用，也需要適當放慢節奏”。

（文章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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