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流氓階層是如何發展演變的？

【資料圖】

尋找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暗線

《無籍之徒：中國流氓的變遷》陳寶良 著 陜西人民出版社

漢朝開國君主劉邦，少年時“不事家人生產作業”，“無賴，不能治產業”，到了壯年，才在好友的幫襯下做了一個小小的亭長。在史書上我們能看到，劉邦不事生產不讀詩書，貪酒好色，成天與好友們鬼混，是個不折不扣的鄉村“二流子”。

人們常把楚漢之爭看作是流氓與貴族之間的爭斗，典型的例子是項羽臨陣之前綁劉邦父親作為要挾，劉邦卻說：咱倆是兄弟，我爹就是你爹，你要吃你爹的話煮熟了分我一碗肉湯。劉邦的無賴性格讓項羽無可奈何。而后，劉邦單方面撕毀合約，最終擊敗了項羽，建立起了大漢王朝。可以說劉邦的無賴特質，貫穿著他的一生，并為他爭奪天下奠定了基礎。

很多歷史人物都多少沾有流氓習氣，他們的經歷也使得流氓習氣成為一種成事態度。看他們的行為，人們不禁會問，為什么向來以禮儀、文化而著稱的中華文明，背后卻有著另一套做人處世的規則？流氓是怎樣誕生的又是怎樣發展的？歷朝歷代的流氓是如何演變的？現任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的陳寶良，用一本《無籍之徒：中國流氓的變遷》系統闡述中國歷史上流氓階層的變化及其特性。

這本書原名叫《中國流氓史》，是中國第一部以流氓階層為核心講述這一階層歷史變化的著作。書中有兩大核心問題，一個是流氓政治，一個是流氓文化，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流氓意識一直在向政治與文化領域中滲透。

晚清《點石齋畫報》中的小流氓

晚清《神州畫報》流氓當路行劫

“成事”的隱性規則

中華文化中一直有條暗線，那就是“成事的規矩”——在顯性禮儀文化的背后，一套做事成事的方法成為人們效仿的隱性規則。而所謂“流氓文化”就在這隱性規則之中。如劉邦以其痞劣的性格成為開元帝王，在奉行禮法的社會規則中，流氓那種無視禮法的強勢行為，確實能夠擊中儒家制度之下的弱點。

儒家禮法過高信任善的力量，卻對惡無可奈何，而那些經歷過惡洗禮的人，辦事之中更加信任惡的力量。劉邦這種帶有強烈流氓習氣的人，以流氓式的作風成就了帝王之業，這對后世產生的影響可以說是巨大的，榜樣的作用一傳十，十傳百，由此開始了“流氓意識”的滲透。

后世的文人士大夫，在成王敗寇的意識形態主導下，并不認為這是一種“行事過分”，總能用結果給這種不齒的行為解釋出高大上的前提。

作者眼中，不管是劉備還是趙匡胤，都有某種儒家君子掩藏下的流氓無賴行為。

比如，劉備就其出身而言，可歸為漢代流氓一類，在很多民間地方小戲中，劉備的形象是個無賴漢，在酒店賴賬、偷酒吃，在桃園三結義中，憑著好口才反而做了老大。這種民間戲文雖是農民的創造，但并非憑空捏造。史書上記載：“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這確是一副不事生產的閑散模樣，也正因他好交際、有領袖之氣，才能從商人那里獲得人生第一桶金。劉備的很多行為，比如入蜀后賴著不走，到奪取蜀地，在一些人眼中就是“流氓行為”。劉備的行為被藏在匡扶漢室的背后，這就是顯性文化和隱性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

再比如，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奪權有兩個重點事件，一是陳橋兵變，一是杯酒釋兵權。但細想，這無一不是流氓的無賴行徑。所謂“黃袍加身”就是與相熟的哥們兒戰友，按前朝的劇本復制了一幕，大家都心知肚明，陪著趙匡胤把不合法的事弄得合法，把篡位者包裝成一個受害者。令人交口稱贊的權謀“杯酒釋兵權”與其說是高端的政治手腕，倒不如說是趙匡胤在耍無賴，反正大家都被扣了，答應交兵權就榮華富貴，不答應就這么扣著你，想走沒門，但又不能當面撕破臉——作者在書中則以常人所忽視的史料細節，將藏于中華文化中的流氓意識揪了出來。

《水滸傳》里的無賴

在古代中國，人們或許對宋代流氓印象尤為深刻，一方面宋代的城市經濟發展、人口膨脹，商業社會增加了城市閑散人員的數量；另一方面，諸如《水滸傳》等民間文藝作品，加深了人們對于潑皮無賴的印象。比如作為《水滸傳》中第一大反派的高俅，本就是街頭潑皮出身，還有鎮關西、牛二、蔣門神、高衙內等角色，無不加深了人們對宋代流氓的印象。

商業發達的宋代社會，很多大臣、士大夫雖然身居要職，但是難以約束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二代子弟，常因墮落而被稱為“不肖子”。這些養尊處優的紈绔子弟，不但不學習還甘與市井無賴為伍，飛鷹走狗，斗雞賭錢。比如《水滸傳》中的高衙內，整日無所事事，帶著些紈绔無賴的酒肉朋友玩樂挑事，地方官員不敢管，只能任由其胡作非為，甚至助其胡作非為還能加官晉爵得到重用。這使得這一類官宦子弟，成為坊間無賴的攀附對象。

從社會階層分析，宋代的城市發展造就了農村勞動人口的分化，土地兼并產生了懶于老實種地的人成為閑散人員，這些游手好閑之徒成為城市流氓的一大來源。這些人或動武用強，靠訛詐謀生，或巧施詭計，靠欺騙度日，或依附于達官貴族、紈绔子弟，成為他們豢養的閑雜“打手”。

書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京師有位富家公子喜歡看弄影戲，每到斬關羽一場都不禁為之落淚。有次，影戲者對他說，關羽是古時猛將，現在戲中斬他，他的鬼魂會出來作祟，應該請酒肉祭他。這位富家子照辦，出酒肉之錢，銀器數十，待演至關羽被斬時，擺上祭品祭拜關羽。附近大批無賴聚在一起祭拜，之后分食祭品，后無賴又施展花言巧語慫恿富家子把銀器分給大家。宋代市井游散的無賴、閑人很多，而且他們非常容易聚集在士族不肖子的周圍，成為團體。

宋人王倫本是市井無賴，四十歲時還混跡街頭。靖康之變時，開封失守，宋欽宗登宣德門，京城百姓喧呼不已，一片騷亂。趁此時機王倫仗著流氓厚臉皮的習氣，趁機來到欽宗面前，說他有能力將混亂的百姓彈壓下去，宋欽宗就將身邊的夏國寶劍賜給王倫，讓他來辦。但王倫得寸進尺，提到自己無官無職沒辦法去彈壓，于是自吹自擂推薦自己，欽宗無奈，只好在紙上寫“王倫可除兵部侍郎”。王倫帶著一幫無賴，用打人、威脅、碰瓷等“黑社會”招式平息了騷亂。

這種離奇的故事，確有其土壤，圍繞在坊間的無賴，對財富權勢的靠攏，使他們有了更多的機會。而這些在他人面前吹噓的經歷，虛榮營造的談資，又成為新無賴口中的傳奇。

流氓的“專業化”

明中葉后，江南經濟富庶地區出現了一大批“專業化”的流氓，如靠嘴吃飯的訴棍和靠武力吃飯的打手，其中又以專職打手對百姓危害更深。這些不良之徒結黨成群，凌弱暴寡，專欺負弱小，常因為與人發生口角就密謀放火殺人。在一些村落中，每遇風起，就要預防無賴放火，家家都很緊張。這些人組成了“打行”，專門替人催債、護院，充當鄉紳不法的馬前卒。

打行的出現與明朝社會環境密不可分。明朝承平日久，人口增多，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為了維持生計，干些體力活加入打行。嘉靖以后，東南沿海倭寇猖獗，明政府招募武勇來平倭，這樣一些閑散人員就進入了職業化的發展中。這些人從武勇行伍中退下來，自行組織，就成為地方的打行。

這些打行人員的“職業精神”并不只是體現在有組織有紀律上，甚至開始出現標準化培訓的職業技能。打行人員打人，并非普通無賴那般無章法一擁而上，而是有內部相傳的獨特秘籍。他們打人可做到精準，胸、肋、下腹、腰背都有不同的攻擊方式，可以做到讓被打者定期死亡，可三月、五月、半年甚至一年以后再死，一般不會出差錯。這種方式，既能置人于死地，又能免除自己的人命官司。

打行人員有的是方法來免除自己的嫌疑，如果某人與他人有仇，可以暗中賄賂打行中人，約好某一天去故意挑事。只要怨家敢起而反抗，打行中人就會找各種借口起來群毆。然后他們互相作證，誣陷怨家先動手，再訛詐他一筆錢財。很少有人能忍住火氣來面對這些無賴的挑釁，往往都會中了他們的圈套。

打行更多的還是成為鄉紳的鷹犬，有著固定的“營生”。明代書畫家董其昌，在家鄉松江是一位為富不仁的豪宦，從史料中看他利用地痞無賴作為橫行的爪牙，更是雇傭打行中人肆行詐害，為禍鄉里。后董其昌因實在太過分引出民變后，他又召集打行百余人為他看家護院防御百姓，將這些專業流氓的能力發揮到極致。

打行中人也有攀附到政治上的例子，南明時期，閹黨余孽想要參加進朝廷的活動中，為了報復那些與他們作對的大臣，閹黨雇用了眾多打手，偷襲大臣及其同僚家屬。這些打手倒掀起不了多少動靜，但卻是能惡心人，讓正直的大臣們很糟心。大臣們不得不找力士們與之對抗，力士手持白棒，大白天在街上尋找打行中人，見到就打。這也使得那些守禮奉公的大臣們也不得不用無賴的招數來保證自己的安全。明朝時期，流氓、無賴開始逐漸向職業化發展，填補城市發展中的灰色地帶。

流氓是社會過剩的勞動階級，也是俠客墮落的產物，是社會上暴力性力量的一部分。書中對流氓的流變和各階段的發展有著深入研究。這一階層始終伴隨著中國社會，是人們不愿意提，但卻又影響至深的一個階層。看過這本書后，讀者或許會恍然大悟：在文化、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中，流氓意識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原標題：《無籍之徒》：從流氓的變遷，尋找中國歷史文化的暗線）

來源：北京晚報 | 作者 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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