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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 王建偉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北京在20世紀上半期經歷了三次改朝換代，從傳統“帝都”轉型為一座近代意義上的“城市”，管理體制變革，市政建設開啟，空間格局演化，市域范圍拓展，人口規模增長，新興群體崛起，社會結構分化，現代工商業初興，政治與文化生態重塑……新舊、古今、中西等各種不同性質的事物在同一處城市空間競行并進，最終演化為紛紜雜陳的歷史場景。當濃重的政治屬性逐漸淡化，新的制度、倫理、思想等嫁接到“舊都”肌體之上，產生諸多沖突、不適與碰撞，北京也在城市身份的不斷轉換中尋找并確立了新的自我認同。

新舊交爭的歷史時刻

1919年，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擔任干事的美國人西德尼·D·甘博如此記錄他對這座城市的觀感：“北京雖然是一個古老帝國的都城，但并不是一個行將退出歷史舞臺的城市，它正迅速地接受著現代生活方式。電燈、自來水、馬路、排水系統、火車、汽車，甚至飛機都可以在這座城市找到，北京越來越成為一個當代共和制的國家。”就在同一時期，溥儀的英文教師、英國人莊士敦剛剛來到北京，他看到的景象是，“這個城市正在努力追趕著時代的步伐，力圖使自己無愧于偉大民主的首都地位。這個城市的大學中，聚集著渴望變革的學生，他們正懷著不顧一切的急切態度，將現代科學和哲學，與世界語和卡爾·馬克思的著作一起，用來奪取過去被儒家傳統和腐朽圣賢們占據的領域。”

當莊士敦通過神武門進入紫禁城時，卻似乎進入了“一個空間與外界迥然不同的新世界”，那里有坐在四抬大轎上的高級官員，他們頭戴鑲有紅寶石和珊瑚珠以及孔雀花翎的朝冠，那里還有依照不同等級穿著不同服飾的宦官，更重要的是，那里還有一位十幾歲的少年皇帝。紫禁城的圍墻將墻內與墻外隔絕成了兩個世界：帝制與共和。

瞿宣穎把從北京庚子到戊辰（1900年-1928年）將近三十年的時段稱為“新舊交爭的時代”：“舊的一切還不肯完全降服，而對于新的也不能不酌量接收。譬如拿些新衣服勉強裝在舊骨骼之上，新衣服本不是上等的，而舊骨骼也不免失去原有的形狀。”此處的“交爭”一詞客觀呈現了那一時期北京各種不同性質的事物與現象之間既對峙又融匯的共生關系。

政治與文化的纏結

《舊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一書展示了20世紀上半期北京社會政治與文化發展進程中幾個典型歷史橫截面，內容涵括“庚子事變”對北京的巨大影響、城市化進程的初步啟動、北洋末期知識群體面對權力轉換時在思想與行動上的選擇、國都南遷與北平城市發展路徑的新規劃、消費空間與文化新秩序的構建、淪陷時期北平的政治與文化生態等。如果將這些似乎是分散性的歷史事件與現象勾連拼接，就構成一個相對明晰的敘事主題，即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

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中國文化封閉的內向環境開始受到外部勢力的強勢沖擊，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上的西方文化逐漸滲透。相對于開埠多年的東南沿海城市，北京城市氣質老成持重，長期帶有優越感的向下俯視的思維與行為方式，缺乏主動進取的革新心態，生活在天子腳下的臣民有相對固定的思想觀念，其行為準則、價值觀、信仰的每一個細節，改變起來十分困難。

八國聯軍入侵，在帶來巨大破壞力量的同時，也加速了城市走向近代化的蹣跚腳步，其所引發的震蕩幅度并不亞于后來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權更迭。可以說，早于1911年帝制解體之前，北京已經啟動了內部的革新程序。

民國肇建，北京延續了國都身份，政治地位仍然是文化發展的重要保障，傳統的慣性力量使北京維持著強大的文化氣場，但嶄新的文化環境也在逐漸孕育。一方面，作為中央政府所在地，各方政治勢力在此競相角逐，組建政黨，創辦報刊，不同政治理念之間相互交鋒；前朝遺老、政客官僚、軍事強人等紛紛登臺，你方唱罷我登場，眾聲喧嘩，一片眼花繚亂，北京仍是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另一方面，近代工商經濟的發展為城市文化環境的更新提供了助推力量，大批新式知識分子從南方涌入北京，商人、學生、工人、警察、記者、人力車夫等，逐漸形成規模群體并介入城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思想、新風尚、新的生活方式彼此激蕩，帝制時代農業社會中的一整套傳統價值體系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城市新文化崛起。

近代史與城市史的交織

近代北京不是一個單向度的從傳統走向近代的直線，而是一個新舊混雜與交爭的曲線。那些被壓制、被覆蓋、被戰勝的一面，同樣構成了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各種原因，它們在后人的敘述中慢慢淡化或消失了，但并不表明沒有存在過，更不表明不重要。我們需要努力將那些已經“沉底”的面相“打撈”一點兒出來，而不是僅僅呈現那些停留在表面的漂浮物。從最終的效果看，雖然這種努力并沒有取得特別明顯的效果，但至少表明了一種主動和自覺。

20世紀上半期的北京史就是一個從封建帝都到近代城市的演進史。以庚子事變為起始，八國聯軍入侵，帝王“西狩”，辛丑巨額賠款，紫禁城內荒草萋萋，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其實已經喪失。辛亥鼎革，北京作為傳統帝制國家政治中心的使命正式終結。從物質形態方面考察，那些代表皇權的宮殿、壇廟與園林雖然存續，但其性質與功能均已發生根本性變化，尤其是曾經附著其上的“神圣性”象征已經隨著王朝傾覆而徹底瓦解了。北京的政治身份被剝離之后，它是一座“逝去之都”，內部的管理機制、街巷格局、社會結構、文化環境等都在進行重新調試，新舊、古今、中西之間，既有碰撞的一面，更有彼此融匯貫通的一面。這樣一種混雜的組合形式，展示的正是近代北京歷史的“過渡性”時代主題。

（原標題：交爭、纏結與融匯——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王建偉（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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