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畫作為一種歲時繪畫,應是伴隨著年與年俗的發展而形成的。因此,年與年俗是年畫產生的前提條件。年是中國的傳統節日,年俗則是過年時的習俗活動,這兩者也并非自然就存在的。
【資料圖】
原始人類的歲、時觀念,僅僅知道周而復始的歲度或某些自然季節,當然還沒有歷法的知識,不過是按照當時所處環境的某種或某些自然循環不已的現象作為歲、時的大致識別而已。”這說明原始人類的歲、時觀念僅是對自然循環的大致識別,還未有“年”的概念,也就不存在年俗活動。年與年俗應是經歷漫長的過程后才逐漸形成的。 那么在5000多年的華夏文化中,年俗是如何一步步萌芽發展的呢?一起來看看。
(一)先秦時期年俗的萌芽
先秦時期是年與年俗孕育生長的重要時期。太陽的東升西落,月亮的陰晴圓缺,四季的冷暖交替,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自然規律。早期人們經過對太陽、月亮、四季的不斷觀測,形成了二十四節氣。二十四節氣中的部分時間節點,還被選定為特殊的節日,人們會在這些節日依據生產生活的需要,舉行不同的儀式活動。
所以,二十四節氣的確立,不僅成為年產生的歷法依據,而且特定時節的祭祀儀式,又為年俗提供了行為參照。中國早期的農業文明至少可追溯至河姆渡時期,吳興邱城的河姆渡遺址就發現有早期的稻谷,這證實河姆渡時期就出現了稻作的農業活動。農業活動的出現,表明人們開始遵循自然規律進行耕作,也就是對季節的更替有了初步的認識。
夏人依據日月與天象,制定歷法,編寫夏歷,《夏小正》便與夏朝的歷法有所聯系。《夏小正》根據天象與自然氣候,將一年的時間分成了十二個月份,并以正月為歲首之月。其中在二月中記載的“昆小蟲抵蚳”,在時間與釋義上都與“驚蟄”相同。這就表明夏朝人已經開始觀察記錄每月的自然現象。
商滅夏之后,更改歷法,以十二月為歲首,并設置閏月調整歲差,月份也有大小之分,可見商朝對于天文的觀測較夏朝又進一步。此時對于天文的準確觀測,可能具備有觀測兩至(夏至、冬至)和兩分(春分、秋分)的能力,例如,殷墟出土有大量的卜辭,當中出現的“至日”即是日至,應為兩至的名稱。殷商時期兩至的觀測為之后二十四節氣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周朝建立后又經過對物候、天象、日影等的不斷觀測,出現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個節氣,《禮記·月令》與《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中都有記載。而成書于戰國時期的《逸周書·時訓解》更是有二十四節氣的記載。這表明二十四節氣在周朝便已基本定型。
古人還將信仰活動與二十四節氣相結合,每個月份都有特定的事宜。《禮記·月令》載:“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這便是周朝的迎春活動,這一習俗在后世逐漸演變為鞭春的習俗。又如“是月也以立秋……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則是在立秋之后,當討伐不義之人,懲治惡人,使天下的人順服。諸如此類的儀式活動在后世大都得以延續,演變成了人們的生活習俗。
綜上,二十四節氣是由夏商對歷法的制定和氣候的觀測發展而來,最終成型于周朝。在此基礎上,人們對年有了更加明確的認知——“年”是周而復始的時間節點或標記,既是結束,又是開始。所以,二十四節氣的確立對于年與年俗的產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在年與年俗還未出現之前,人們會舉行祭祀活動,而這些祭祀活動或在形式內容上,或在時間上,與年和年俗有相似之處。故年與年俗的產生和早期的祭祀活動有一定的聯。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可見祭祀活動在先秦占據重要的地位。夏朝祭天與祭地的祭祀活動已有所區分。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夏朝晚期都城遺址,當中的祭祀遺址,包括有圓形的地面夯土“壇”和長方形的淺穴式“墠”,可能是祭祀天神的“天壇”和祭祀地祇的“地壇”。說明此時以根據祭祀活動的需要,建造不同的場所,舉行相應的儀式。
商朝對卜筮文化十分癡迷,殷墟甲骨卜辭多與祭祀活動有關。商朝的祭祀對象大致可分為:天神、地示、人鬼,其中包含天神、社、四方、先王、先公等。祭祀對象的復雜化,表明商朝神靈觀念信仰的豐富性,與之相應,祭祀活動必然也會呈現出多樣性。《禮記·表記》還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的記載,說明商朝對神靈的崇拜,出現以神治為主,而禮治次之的治理方式。
正是商朝對卜筮文化的沉迷以及對神靈觀念的推崇,祭祀儀式、祭品規格、祭祀器具等都有所發展。周朝祭祀活動依舊盛行,祭祀禮儀也更加完善。在周朝的祭祀儀式中,由于儺祭是祛除鬼疫、娛神敬神的祭祀活動,所以深受人們的重視,尤其是周天子。《禮記·月令》中載:“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可見儺祭是國之大祭,當中還記述有儺祭的相關規定,故儺祭的祭祀儀式在周朝已經較為完備。《周禮·夏官》中還有“方相氏掌蒙熊皮,……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的記載,后世流傳的方相氏與此處的記載近乎相同,這也證明周朝的儺祭為后世所傳承。故周朝祭祀儀式的完備為后世祭祀活動的延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在周朝諸多的祭祀活動中“蠟祭”、“臘祭”等祭祀活動與春節起源聯系緊密。《禮記·郊特牲》:“蠟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蠟祭在每年的十二月舉行,以求農業神明保佑,并向神明表達感激之情。《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臘祭是在每年的十月份舉行,用狩獵所得食物祭祀祖先和“五祀”。后世的新年慶典與蠟祭的時間接近,而年俗活動則與臘祭的相似,這說明古代的年與年俗萌生于先秦時期的祭祀典禮。
先秦時期的祭祀活動,以及與節氣相關的習俗活動,為年俗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但由于周朝后期處于諸侯爭霸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并未實現大一統,致使無法頒布準確統一的歷法。因此,先秦時期年的時間可能并未確定,年俗活動也就還未產生。
(二)秦漢至魏晉南北朝年俗的產生
秦漢皆是歷史上的大一統時代,正是這樣的歷史環境為頒布統一的歷法構建了社會條件。并且二十四節氣在秦漢趨于完善,成書于漢景帝時期的《淮南子·天文訓》中不僅有二十四節氣的確切記載,年月日也更為準確,這為歷法的修訂提供了可靠的“范本”,最終在漢武帝時期便確立了統一的歷法——《太初歷》。伴隨著新歷法的頒布,年的時間得以確定,年俗活動也就真正出現了。
漢武帝時期頒布的《太初歷》以正月初一為歲首,自此年的時間便定為正月初一。隨著歲首時間的確定,年俗活動也應運而生。正月初一慶賀習俗。
《東漢會要·禮四》載:“每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后漢書·志第五》載:“百官賀正月。”即在正月初一,百官向天子朝賀,并享用賜宴,奏樂歡度佳節。
《四民月令》載:“進酒降神”、“各上椒酒于其家長”、“謁賀君、師、故將、宗人、父兄、父友、友、親、鄉黨耆老”。民間的歲首拜賀更注重長幼尊卑,先是向家長獻椒酒,還要拜賀君師和相親故里。可見漢朝正月初一官方舉行大朝賀,君臣共度佳節,民間則有拜賀、飲椒酒等年俗活動,上層社會的歲首慶賀可謂十分盛大,而民間的歲首慶賀則要相對樸素一些。
漢朝在歲末還舉行儺祭。《后漢書·志第五》載:“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逐惡鬼于禁中。”即在臘歲之前的一天,進行禳祭,旨在驅除瘟疫。再者,漢朝還沿襲了周朝的“五祀”制度,其中門閭之祀尤為重要。
《漢書·景十三王傳》載:“……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绔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書中所記的成慶畫即武士畫像,其作用可能與門神畫相同——鎮守門戶。
《論衡·亂龍篇》載:“故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郁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冀以御兇。”這同樣是民間信仰與祭祀門神的真實寫照。
《后漢書·志第五》中還有:“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體文如法,以施門戶。”則是在特定節氣,在門戶之上施以桃印,驅除邪惡之氣。
隨著漢朝在歷法上將歲首確定為正月初一,先秦時期所延續的祭祀活動,開始與歲時相結合,年俗活動便開始興盛,出現有正月拜賀、進酒降神、儺祭驅疫等年俗活動。但此時的門神還未與歲時相結合,仍遵循“五祀”之法,進行祭祀。
魏晉南北朝各方勢力割據,戰亂不斷,人們希望和平安寧,更加珍惜新年祥和的氣氛,在此情況下年俗活動逐漸豐富。魏晉時期出現有“守歲”等年俗活動。《風土記》載:“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這便是守歲習俗的明確記述,但此記載較為簡略,僅為通宵達旦,并未談及其他具體的事項。
南北朝時期年俗活動進一步豐富。《荊楚歲時記》載:“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雞鳴而起,先于庭前燃放爆竹。”“長幼席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餳。下五辛盤。”可知此時的年俗活動有燃放爆竹、飲桃木湯、食五辛盤、制作桃木板等。這些年俗事項皆為歲首舉行,旨在祈福保佑,祛除禍害。
南北朝時期守歲習俗的記述也更為詳細,“歲暮,家家具肴蔌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為去故納新也。”此時的守歲已不單單是徹夜宴飲,還要留下守歲飯,待到正月十二日,再棄之街道,以求去故納新。同時,魏晉南北朝歲末也舉行有儺祭。
《魏書·禮志四》中載:“因歲除大儺之禮,遂耀兵示武。……南敗北捷,以為盛觀。”此時的儺祭儀式成為展示國富兵強的一種方式,其娛神敬神的目的性在減少,娛人的意味逐漸增加。 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關“門”的祭祀同樣重要,人們仍是在不同時節進行相應的祭祀活動,其中就包含有歲首祭祀門閭。
正月初一祭祀門戶,《荊楚歲時記》載:“帖畫雞戶上,懸葦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所畫雞為天雞,葦索為辟邪之物,桃符上常刻神荼、郁壘二神的名字。此三者大概都是用于驅邪避害的,在功用上與門神畫相仿,并且桃符上所刻二神即門神。“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五月五日,……采艾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分別是正月十五和五月五日祭祀門戶的相關記述。此時期還出現有在門上刻畫金剛力士的記述,《南齊書·魏虜列傳》載:“自佛貍至萬民,世增雕飾。……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為重樓。并設削泥采,畫金剛力士。”則是北魏統治階層在宮門上刻畫金剛力士的記錄。上述內容都表明魏晉南北朝人們對于門戶祭祀的重視,甚至將佛教中的力士形象刻畫在門戶之上,以求得庇護。
年俗事項在魏晉南北朝不斷豐富,有守歲、放爆竹、祭灶神、制作桃木板、“帖畫雞戶上”等習俗事項。其中“帖畫雞戶上”與在門戶上貼年畫的行為,在性質與功用上幾乎相同,并且后世年畫中也出現有天雞的圖像,如《新春大吉》、《雞王鎮宅》、《大吉圖》等年畫作品,采用的皆是天雞的形象。年畫《雞王鎮宅》又與“帖畫雞戶上”祛除鬼魅,祈求平安的功用是一致的。不難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帖畫雞”已具備有年畫的部分特質。
(三)唐宋時期年俗的定型
唐朝國力強盛,人民安居樂業,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年俗活動風行于民間,并趨于定型。正月初一作為重要的年俗節日,自漢朝確立以來,便受到歷代君主的重視,至唐朝依然如此,如唐太宗曾作《元日》:“高軒曖春色,邃閣媚朝光。彤庭飛彩旆,翠幌曜明珰。穆矣熏風茂,康哉帝道昌。繼文遵后軌,循古鑒前王。”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這同樣是新年希冀的一種表現。
而孟浩然所作的《田家元日》載:“昨夜斗回北,今朝歲起東;……田家占氣候,共說此年豐。”則反映出普通民眾對于新的一年收成頗豐的美好愿景。唐朝正月初一仍有百官朝賀的習俗。《正日臨朝》載:“百蠻奉遐贐,萬國朝未央。”表明唐朝并不僅是本朝官員拜賀,還有少數民族、附屬國、使臣等的朝賀,歲首朝賀的場面更為壯觀。
此外,守歲習俗在唐朝也相當盛行,其范圍上至宮廷貴族,下至平民百姓。唐太宗作《守歲》載:“階馥舒梅素,盤花卷燭紅。共歡新故歲,迎送一宵中。”即宮廷內點燃像巨大花團一樣的紅燭,君臣宴飲,通宵歌舞,辭舊歲,迎新年,可見宮廷貴族守歲習俗之盛大。民間也創作有守歲的詩文,孟浩然作《除夜有懷》、劉禹錫《歲夜詠懷》、白居易《客中守歲》等。唐朝涌現出的大量關于元旦與守歲的詩文,表明這兩項年俗活動在唐朝已然定型,成為人們主要的年俗活動。
除歲首慶賀與守歲外,宮廷之中還會在歲末這天舉行除日儺祭,據《唐會要·十二衛》載:“以舊例驅儺,侲子等。金吾將軍以下,并具襕笏引入合門。謹案。大儺者,所以驅除群厲,合資威武。”唐朝的儺祭仍遵循“舊例驅儺”,即延續前朝儀式,通過除日儺祭來驅除禍害。
門神畫像在唐朝也有所發展,其人物形像逐漸豐富,并在上層社會之間流行開來。
唐朝的門神形象除傳統的神荼、郁壘外,還創作有秦瓊、尉遲恭、鐘馗等人物,這些人物畫像與門神畫像的功用類似,具有捉妖驅鬼的功能。鐘馗作為門神畫像更是獲得了統治階層的“認可”,《夢溪筆談·雜志》中就記載有唐明皇曾命畫師吳道子作鐘馗畫像的事情。并且皇帝還會在歲時節日賜給官員鐘馗畫像,《謝賜鐘馗及歷日表》、《為李中丞謝鐘馗歷日》等,便都記錄了唐朝統治者賞賜官員鐘馗畫像這一事件。
由此可見,門神畫像在唐朝受到了上層社會的追捧,并且與歲時節日的聯系更加緊密,這為門神畫像在宋朝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基礎。宋朝相對穩定的環境,促成了經濟與文化的繁榮,年俗活動在民間也極為興盛。“每歲冬至后即放燈,自東華以北,并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后乃罷。”宋朝自冬至起便放燈直到上元節,期間不禁夜,人們歡慶宴飲,年節氣氛甚是活躍。
宋朝的歲首朝會仍有各國使節參加,并有百官獻賀方物,還出現有鎮殿將軍。《東京夢華錄·元旦朝會》載:“正旦大朝會,車駕坐大慶殿,有介胄長大人四人立于殿角,謂之‘鎮殿將軍’。諸國使人入賀。殿庭列法駕儀仗,百官皆冠冕朝服,……各執方物入獻。諸國使人,大遼大使頂金冠。”
《東京夢華錄·正月》中還有“正月一日年節,開封府放關撲三日。士庶自早互相慶賀……小民雖貧者,亦須新潔衣服,把酒相酬爾。”的記載,即在歲首佳節官府開放名為“關撲”的博戲,以娛樂平民百姓,士庶之間還會相互拜賀,就算是貧窮之人,也須穿新衣飲酒慶賀,可見宋朝歲首慶賀之隆重。
此外,《東京夢華錄·除夕》中還載有儺祭、門神、鐘馗、灶神、爆竹、守歲等與年俗相關的內容,如“至除夕,禁中呈大儺儀,……用鎮殿將軍二人,亦介胄,裝門神。……又裝鐘馗、小妹、土地、灶神之類,共千馀人……謂之‘埋祟’而罷。是夜禁中爆竹山呼,聲聞于外,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
即宋朝宮廷之內在除夕會進行“大儺儀”,千余人裝扮成各種鬼神,其中便有門神、鐘馗、灶神等,這僅是為了“埋祟”,可謂是戲劇性十足,宮中還會燃放爆竹,聲音之大,以至于宮外都能聽得見。由此可知,宋朝的元旦朝會、除夕大儺儀等年俗活動呈現出較強的“娛人”性,年俗活動也更為興盛。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門神畫已在民間傳播開來。陸游作《辛酉除夕》載:“松煤染兔穎,秉燭題桃符。登梯掛鐘馗,祭灶分其余。”又作《歲首書事其二》:“中夕祭余分馎饦,黎明人起換鐘馗。”《夢溪筆談·鐘馗》:“歲首畫鐘馗于門。”可以確定的是鐘馗畫像作為門神畫像,深受平民百姓的喜愛。
同時,《野客叢書·并食天廚》中還載有:“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根據這當中出現的“歲首門神”一詞,推測宋朝或許是在歲首舉行有“門閭之祀”。另外,“名曰鐘馗……至今人家圖其形,貼于門壁。”便是民間在門壁之上貼鐘馗畫的記載。宋朝的《歲朝圖》中院門與房門上也都貼有門神畫。上述內容皆能證明貼門神畫在宋朝已經成為年俗活動之一。
總結
年與年俗萌芽于先秦時期的蠟祭、臘祭等祭祀活動。漢朝頒布的《太初歷》,將年定為了正月初一,并出現有“朝賀”、“宴饗”等年俗活動。魏晉南北朝年俗不斷豐富,產生有“除夕”、“守歲”、“帖天雞畫”、“懸葦索”、“制桃符”等年俗活動。唐朝年俗基本定型,有守歲、朝賀、歲前儺祭等年俗事項,并且制作有豐富的門神畫像,統治者還會賜予百官鐘馗畫像。宋朝年俗活動盛行于民間,有貼門神、掛鐘馗、祭灶神、燃爆竹、守歲、儺祭等。可見隨著年與年俗在民間的興盛,貼年畫在宋朝就已成為年俗事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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