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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王安石，我們會想到他以“唐宋八大家”之姿永載中國文學史冊，也會想到他主持的變法。那么，王安石早年的為官經歷是怎樣的呢？

北宋慶歷二年（1042），王安石到都城汴京參加進士考試，以全國第四名的成績高中進士。隨后，王安石至揚州，被委派為簽書淮南東路節度判官廳公事。慶歷七年（1047），27歲的王安石改任明州（今寧波）鄞縣知縣，主政一方，在任近三年時間，這段經歷對王安石的一生影響很大。

相關史料顯示，王安石通過查閱資料和實地走訪、請教本地長者，對鄞縣的農業和水利情況了解得相當細致。他調查后發現，鄞縣百姓最擔心的事情是缺水——“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于水；方夏歷旬不雨，則眾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那么旱情又是如何導致的呢？根據他的調查與研究，他發現旱情是因為水利工程沒有抓好而導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

抓住了問題的“牛鼻子”后，王安石做出了決定：“乘人之有余，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水有所潴，可以無不足水之患。”王安石勸督鄉民疏浚川渠，百姓一直遭受旱情之苦，現在來了個要整頓水利的知縣，于是都積極響應，“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鄞縣的水利建設取得了成效，也為青年王安石贏得了口碑。

古代中國以農為本，農民最怕的是青黃不接的春季，常常會發生饑饉，而這也成為一些豪強富戶重利盤剝百姓的時機。對此，王安石把鄞縣官倉里的存糧借貸給窮苦百姓，并約定秋收后增加少量利息償還，這樣既幫助窮苦百姓度過青黃不接的難關、避免遭到高利貸的盤剝，同時也使縣衙糧倉里的糧食可以新陳相易，不致霉壞，一舉兩得，得到鄞縣百姓的稱頌和上級官員的贊許。

王安石在鄞縣做的第三件有影響的事是，據理力爭請求免除鄞縣百姓要繳納的“懸賞錢”。慶歷九年（1049），為打擊制造、販賣私鹽，浙東路轉運司提高對檢舉揭發和緝捕私鹽的獎賞，賞錢要求所轄各縣分擔，鄞縣也收到了公文。

知縣王安石立即寫了封長信給浙東路轉運使孫司諫，開宗明義地指出：“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為過矣！”他認為，浙東路沿海諸縣濱海灘涂上的民戶，以小船為家、以煎煮私鹽為生計，官府制定以當地百姓集資來誘使人揭發和緝拿的方法，必會導致其他次生禍患；同時，鄞縣百姓不富裕，幾乎都是依靠田桑收入，現在強令百姓繳納“懸賞錢”，會讓百姓更加捉襟見肘，有的人家甚至要賣田才能籌到現錢繳納，這樣打擊私鹽的措施，不是好辦法；此外，必定還有不肯按時出錢的人家，州縣衙門得派人上門強制收繳，這也不是“為政之道”。王安石從吏治、先王之道和理財角度，條分縷析地說了很多道理，最后建議撤回征繳“懸賞錢”的公文。

北宋的各路轉運使不只代表朝廷征收賦役，同時還有監督察舉官員的職責，可直接向朝廷奏事，權力相當大，各地官吏對其遵奉唯恐不及，而王安石卻能從百姓民生的角度出發，冒著忤逆上官的風險，實事求是地建言，體現出他不同尋常的格局和魄力，他還處處從“為政之道”來考慮問題，更彰顯了他的政治抱負和才干。

由《宋史》可知，王安石在鄞縣既施展了所學，又歷練了才干，更增加了報國為民的自信。

鄞縣任滿后，王安石走了一條不同尋常的路，他沒有像當時多數官員那樣，去按慣例申請考試“館職”來內調京城為官，而是請求繼續在地方任職。北宋皇祐二年（1050），30歲的王安石離開鄞縣回老家臨川，路過杭州，登上飛來峰寫下了一首有名的詩篇：“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睆闹?，可以感受到王安石的氣度、格局和滿滿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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