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文化自信日益深入人心，中華文化對外傳播別開生面，但“文化”概念所指，依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本源性問題，這里便做些通俗地溯源和比較，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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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漢語系統中古已有之的詞匯，“文”與“化”起初是分開的，屬于兩個彼此獨立的概念。

“文”，本義指各色交錯的紋理、花紋，“物相雜，故曰文”，“五色成文而不亂”，“文，錯畫也，象交文”，均指此義。在此基礎上，“文”又產生若干引申義：其一，為包括語言文字在內的各種象征符號，進而具體化為文物典籍、禮樂制度，《尚書·序》所載伏羲畫八卦，造書契，“由是文籍生焉”，《論語·子罕》所載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其實例；其二，由倫理之說導出彩畫、裝飾、人為修養之義，與“質”“實”對稱，所以，《論語·雍也》稱“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兩層意義之上，更導出美、善、德行之義，這便是《禮記·樂記》所謂“禮減兩進，以進為文”，鄭玄注“文猶美也，善也”，《尚書·大禹謨》所謂“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化”，本義為改易、生成、造化，如“化而為鳥，其名為鵬”“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不可代，時不可違”“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等等。歸納之，“化”指事物形態或性質的改變，同時又引申出教行遷善之義。

“文”與“化”并用，較早見諸戰國末年儒生編輯的《易·賁卦·象傳》：“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漢以后，“文”與“化”開始并提從而形成一個完整詞語，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誅”“文化內輯，武功外悠”。這里的“文化”，或與天造地設的自然對舉，或與無教化的“質樸”“野蠻”對舉。因此，在漢語系統中，“文化”的本義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對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養，本屬精神范疇。隨著時間推移，“文化”逐漸成為一個內涵豐富、外延寬廣的多維概念，成為眾多學科探究、闡發、爭鳴的對象。

長期以來，人們在使用“文化”這一概念時，其內涵、外延差異很大，故文化通常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從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上立論，認為正是文化的出現將“動物的人”變為“社會的人”，因而將人類社會歷史生活的全部內容統統攝入文化的定義域。狹義的文化，通常指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排除人類社會歷史生活中關于物質創造活動及其結果的部分，實際上把文化視為與政治、經濟相區別的實體范疇，又稱為“小文化”。20世紀80年代，文化研究成為國內學術界的一股潮流，文化概念的定義也多樣化起來。總之，我們認為，文化是與自然現象不同的人類社會活動的全部成果，包括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與非物質的東西。換言之，自然界本無文化，自從有了人類，凡經人“耕耘”的一切均屬文化范疇。

在西方，文化一詞系從拉丁語“cultura”轉化而來，原義指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使之滿足食住等需要的過程中，對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后來，該術語產生了轉義，古羅馬著名演說家西賽羅在其“智慧文化即哲學”這句名言中把文化的轉義確切地表達出來。智慧文化的內容變為主要指改造、完善人的內在世界，使人具有理想公民素質的過程。于是，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以及培育公民具有參加這些活動所必需的品質和能力等內容漸被納入文化概念，其內涵由此變得更為豐富。但在黑暗的中世紀，文化概念的含義被神學觀念所壓制，18世紀啟蒙時代的理論家們把文化概念逐步從神學體系中解放出來。自18世紀末始，西方語言中的“culture”一詞的詞義與用法發生巨變。到19世紀末，文化開始意指“一種物質上、知識上和精神上的整體生活方式”。

在縱覽各家、博采眾長的基礎上，美國著名文化學專家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一個概念和定義的批判性回顧》中給文化下了一個綜合性定義：文化存在于各種內隱的和外顯的模式之中，借助符號的運用得以學習和傳播，并構成人類群體的特殊成就，這些成就包括他們制造物品的各種具體式樣，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傳統（通過歷史衍生和選擇得到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其中尤以價值觀最為重要。這一定義廣為現代西方學者所接受。

（原標題：一個值得關注的本源性問題——文化：不同語境下的理解與闡釋）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 劉生全（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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