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似乎沒有一位文人像蘇軾這樣經常被人提起，儼然是“古代的偶像”——吃有東坡肉、喝有東坡酒、戴有東坡巾、穿有東坡衣、坐有東坡椅、詩書有東坡體、觀賞有東坡竹……

不少人在研究蘇軾時或側重其博學，或側重其多才，或側重其趣味，或側重其達觀，不一而足。但無論以什么作為切入點，《宋史》都是重要的研究資料之一——這部由元末丞相脫脫和阿魯圖先后主持修撰的史書，在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統、最全面，具有相當高的研究價值。

【資料圖】

我注意到，《宋史》列傳細分為“道學”“儒林”“文苑”等門類，劃歸“道學”的有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等，劃歸“儒林”的有劉子翚、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葉適等，劃歸“文苑”的有梅堯臣、黃庭堅、秦少游、陳師道等。我感覺蘇軾應當屬于“文苑”中人，可在元代史學家的眼中卻不是這樣——蘇軾竟然與包拯、王安石、司馬光、岳飛等名臣排在同一序列。

《宋史·蘇軾列傳》開篇說的是蘇軾年少時其母程氏親自教他讀書，聽到古今成敗，他常能領會其要。一日讀到《范滂傳》，程氏慨然長嘆，蘇軾便問她：“如果我成為像范滂那樣的人，您同意嗎？”程氏反問道：“你能像范滂，我就不能像范滂的母親嗎？”

范滂是東漢人，“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在建寧二年（169年）第二次黨錮之禍時入獄。《后漢書》記載，范滂勸慰前來與他訣別的母親，說自己追隨先父而去，算得上死得其所，希望您不要因此而再添悲傷。范母對兒子說：“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如今你能與李膺、杜密這樣的大賢臣齊名，死了有好什么遺憾的！

或許在《宋史》的著述者看來，蘇軾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宗師，與年少時受到范滂的影響關系密切，范滂稱得上是蘇軾的“偶像”。我相信古代史學家作論肯定是有依據的。元祐八年（1093年）冬，暮年的蘇軾在給朋友的一首詩中寫道：“左援公孝右孟博，我居其間嘯且諾。”左手拉著岑晊（字公孝，東漢末棘陽人），右手拉著范滂（字孟博），我在二人之間盡可坐嘯畫諾。南宋詩人陳造有七言絕句《東坡二首》欲概括蘇軾，其一特意述及這段佳話：“五載詩鳴臥雪堂，暮年長嘯走南荒。當時戲彩慈親側，豈復陳編羨范滂。”

蘇軾一出道便以詩文著稱，自謂“作文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寫文章就像行云流水，本沒有一定之規，該行則行，該停則停。話里話外無不透著自信與得意。宋神宗喜愛蘇軾的文章，閱讀時甚至連用膳都會忘記，屢屢稱贊他為“天下奇才”。不過蘇軾因《湖州謝上表》獲罪，也與詩文有關。后世評價他：“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于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這等大才遭逢禍患時，其節義足以堅守他的品德，這都是“志”和“氣”的作用啊。我想，倘若范滂有知，會不會覺得是他在起作用？

經常有人感嘆，既然宋仁宗和宋英宗都賞識蘇軾，認為他有宰相之才，但凡蘇軾收斂一下鋒芒，不那么“行云流水”，或許就不會經歷如此多的波折了。當然也有人反駁，假如蘇軾不堅守自我，那還是蘇軾嗎？還會有今天的東坡肉、東坡酒嗎？這個問題，我覺得用蘇軾的那首《自題金山畫像》來回答最好：“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灰木”“不系舟”從《莊子》而來，固然有字面的那層意思，更多流露的卻是自由自在、波瀾不驚的人生境界，其中不見理學家的說教、不見大儒的刻板、不見文人的哀怨——任世間變化萬千，我就是我。

（原標題：再讀《宋史》：原來“古代的偶像”蘇軾也有偶像）

來源：北京晚報 | 作者 李之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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