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一篇名為《北電趙韋弦的藝考老師，15年誘奸多名未成年女學生致輟學生育》的文章，在網絡迅速傳播。

(相關資料圖)

藝考機構影路站臺校長杜英哲，被曝涉嫌多年來長期性騷擾、性侵犯女學生。

這些女孩兒把傷口撕開給公眾看，選擇實名和匿名方式，寫下自己痛苦的經歷。而文中描述的杜英哲的所作所為，只是這場性暴力下的冰山一角。

在文章發布僅一天后，21名受害者現身說法，控訴自己的血淚史。

有過相似經歷的中國臺灣作家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里寫道：“這個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會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自己的錯。”

女孩們在遭遇性侵犯時，往往不愿談及此事，于是它就始終潛伏于表象之下。

這次事件中，我們看到了21個“房思琪”，那些不被看到的“老師”們，還有多少？那些在學校和職場里，遭遇性騷擾和性侵犯的沉默受害者，還有多少？

而當遭遇性侵犯后，女孩們想要自救，該怎么辦？

我們找到了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前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服務中心）執行主任、律師呂孝權，與他聊了聊：

當下性暴力受害者的維權現狀；遭遇性騷擾、侵犯的受害者，該如何進行自我心理保護；當她們想要維權時，該如何取證、保護隱私等，以及利用網絡曝光方式進行維權的利與弊。

以下是呂孝權律師的自述。

作為一名公益律師，從業14年來，我接觸了很多案例。

近年來，我所在的律師事務所代理的具有影響力的涉性暴力案件有：

南方日報記者成某涉嫌性侵女實習生案、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錢逢勝涉嫌性侵女大學生案、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教授姚舜熙涉嫌性騷擾女大學生案、江西婺源68歲鄉村小學返聘教師性侵16名女童案、山東煙臺高管鮑某涉嫌性侵養女案等。

雖然看到女性維權意識越來越強，但站在維權道路上的女性，整體上是缺乏社會系統資源支持的。

比如，當受害者想拿起法律的武器時，有沒有專業的律師幫助她；當她遭到心理創傷時，有沒有專業的心理醫生或心理輔導機構來幫她醫治精神創傷；在她情感方面特別孤獨時，有沒有專業的社工來陪伴她；以及一些醫療救助的需求，尋求庇護的需求等等。

林奕含接受采訪截圖

多數時候，受害者是獨自一人在面對強勢的施暴者。但明顯，受害者是弱勢地位，而這種案件又帶有隱私性，隱蔽性的特點，取證非常艱難，所以通常情況下維權都不是很樂觀。

2019年，中央美院教授姚舜熙被多名女學生舉報長期性騷擾、猥褻。其中有一個叫小羊的女孩，維權意識最為強烈，我們是她的代理律師。從法律證據的角度來說，盡管她沒有太多的直接證據，但是有很多相關聯的間接證據，我們認為這些證據組合在一起，從時間和空間方面已經可以形成一條相對完整的證據鏈條，用以證明姚舜熙對小羊實施性騷擾存在高度的可能性。

不過，這次事件中性騷擾指控的結局是，公安機關以證據不足為由未予強制猥褻罪刑事立案。

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方面，對證據標準的認定問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不同辦案人員的認識和處理都不一樣。另一方面，性騷擾作為民事或治安案件，強制猥褻罪作為刑事案件，二者的證明標準應當是有區別的，前者要明顯低于后者。

電影《難以置信》截圖

其次，受害者發現即便打贏官司，她的名譽可能全毀了。

這時候二次傷害一起來臨，這種傷害可能來自媒體，網絡圍觀者，親戚、鄰居、同事、朋友，甚至是親生父母，覺得被害女性是在給家族抹黑，丟臉丟到網絡上去了。

社會大眾在圍觀類似性別暴力案件時，也常出現“蕩婦羞辱”或者“完美受害者”的類似論調。

“嫖宿幼女罪”專題研討會

當通過重重阻礙，案件勝訴，要讓被害人獲得足夠的賠償也很難。

2010年，我們所代理的深圳三木集團總裁強奸女員工的案件，法院終審以強奸罪判處宋山木有期徒刑4年，但受害人最后獲得的附帶民事賠償，只有4000多元。

目前法律對刑事被害人的賠償訴求一般只支持直接物質損失，而對精神損害賠償則是不予受理，而性侵類案件，被害人能有證據證明的類似醫療費、交通費、誤工費、護理費、營養費等直接物質損失一般都比較少，但遭受的精神損害卻是顯而易見，甚至可能是終身的。

很多時候，法院最終只判決酌情支持被害人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的物質損失，也有以被害人沒有提交相關證據為由一分錢不支持的，這實在令人可悲可嘆。

也就是說，在處于不對等關系下的性騷擾或性侵犯，受害人勇敢拿起法律武器維權，通常情況下都是在獨自應戰。

所以，性別暴力的被害人，無論是隱忍不發、選擇私了、告訴后撤回告訴，還是站出來堅定維權，我們都應該表示理解、尊重和支持，帶著同理心換位思考。

在不對等關系的壓制下，當高校學生和職場女性，遭遇性騷擾和性侵犯時，我們應該怎樣拒絕？想要維權時，應當如何去做？可以從心態與行動兩個方面入手。

從心態方面來講，第一，千萬不要責怪自己。

這種心態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種心態，受害者可能反倒會怪罪自己。比如說：

當天晚上我為什么要一個人去他房間？我為什么要穿著那么暴露？我為什么要一個人走到一個偏僻的地方？我為什么要跟男性一起去酒吧？

如果我們產生這種想法，心里就會變得脆弱，還怎么去維權。

請記住，錯在侵犯者。

電影《素媛》截圖

第二，堅定而明確地說“不”。

遭到性騷擾后，第一次我們就要堅定而明確地拒絕。當對方是你的上級或師長，礙于情面，開始可以用比較委婉的言語拒絕，但切忌沉默和半推半就，那會被對方誤讀為默許，進而變本加厲。

拒絕的方式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面的，或者通過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微信等方式表達。

例如，我們可以這樣寫：“當你用那種方式跟我談話的時候/碰我的時候讓我感覺不舒服，請你不要再這樣做了！希望我們能保持一種正常的師生/工作上的關系。”

這樣做的好處是，使騷擾者意識到他的行為令你反感，但無論何種方式，都必須留下證據，為將來的投訴或者訴訟做好準備。

之所以必須明確拒絕，是因為從法律角度講，“違背受害者意愿”是判斷某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的必要條件。

此外，從保護自己的角度出發，不拒絕無疑會給騷擾者一個錯誤的信號：你默認，你軟弱可欺，進而變本加厲地繼續實施騷擾行為。

紀錄片《日本之恥》截圖

第三，對別人的反應要保持理性的態度。

如果原本可以給予你支持的人，非但幫不上忙，反而苛責你，勸你妥協和退縮，不必感到驚訝或失望。

身邊有些人可能還會說風涼話。“那也許是老師喜歡你”“沒什么的”“那只是開個玩笑”“這不是什么大事”“是領導器重你吧？”

這些人往往沒有完全意識到性騷擾會達到多么嚴重的程度、會造成多么嚴重的后果。聽到這樣的話語，不要生氣，更不要受這些話的誤導，感到自己只能忍受下去。

每年通過電話、郵件咨詢我們的人很多，但很多人拿到的證據都不充分。

尤其是高校、教育培訓機構、職場上的熟人作案，在辦公室等封閉環境中，具有隱私性，收集證據存在難度。

而且受害者跟施害者之間的地位是不對等的，是弱者跟強者的關系，很少會有直接的肢體暴力，甚至連脅迫手段也比較少。

更多的是通過這種隱形的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來給受害者施壓，讓受害者不敢有任何的反抗。

這樣的話，想要找到證據，就非常困難。基本上，維權案件敗訴，都是因為證據不足。證據的固定，是維護合法權益的先決條件和依據。

呂孝權律師本人

在調整好心態的同時，我們一定要采取積極的行動。

最重要最有效的一種方式，還是第一時間報警。警方介入后，首先會排除你自愿的可能性，其次也可做技術上的調查取證，案發現場有沒有施暴人的精液、毛發、指紋和其他痕跡。

同時，在報案之前，不要輕易清洗自己的身體，也不要隨便清洗甚至丟棄自己的內衣褲。

電影《熔爐》截圖

如若沒有第一時間報警，也需要及時取證，保存所有證據。

從法律上來說，當事人的陳述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所以我們要盡可能的搜集固定相關證據（無論是直接證據，還是間接證據），爭取使搜集的證據從時間和空間方面形成相對完整的性騷擾/性侵犯證據鏈條。

因客觀原因無法自行搜集的證據，可以提供線索，申請人民法院和辦案機關依法及時調取。具體而言：

第一，在受到侵害后，要對性騷擾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經過進行記錄，并且要附有準確的細節，記錄說過的話以及做過的事。

這樣的好處是，在報警的時候，可以跟警方回憶得很清楚。因為遭受性侵犯的被害人，有時候頭腦會出現斷片，個別記憶的喪失。

第二，第一時間去醫院檢查。由于體力的優勢，受害人在反抗的過程中，有可能被抓傷等，要及時做傷情鑒定。心理受到創傷，視情況接受相關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醫治精神創傷，保留醫療診斷記錄。

證據的固定保留對日后的投訴或者起訴都至關重要。

第三，注意保留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微信、QQ聊天記錄等帶有騷擾信息的電子文檔。只有這樣，才能證明性騷擾事實。切忌刪除電子信息，最好對網上的“帖子”等電子文檔進行公證，以免被對方刪除。

第四，在平時跟騷擾者接觸時，可以隨時巧妙而隱秘地利用錄音、錄像工具（取證時應做到不露痕跡，否則不僅取不到證據，還可能會有人身危險）。

第五，選擇一種方式講出來。遭遇性騷擾和侵犯后，千萬不要打落牙齒往肚里咽，應當在第一時間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信得過的親朋好友，或者撥打熱線咨詢。

永遠不要低估了自己的經歷以及用你的方式講述這些經歷的價值。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緩解心理壓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取得親友的支持，還可以作為日后投訴或者起訴的證據。

電視劇《這就是性騷擾》截圖

第六，平日里保留相關工作成績，同時謹慎避免違法違紀。

這乍看起來與性騷擾無關，但為了防止受害人申訴不成，反遭打擊報復，保留工作單位和學校關于我們工作能力和成績的書面評估、鑒定的復印件，以及一切可以證明我們工作能力和業績的備忘錄十分必要，包括：評價、證書、口頭表揚等。

比如中央美院姚舜熙的案件，姚舜熙后來反起訴小羊誹謗。起訴理由是說小羊經常缺課，不好好學習，他找小羊談過幾次，小羊不聽，后來姚舜熙就沒給她成績，他認為小羊是打擊報復他，在網上誣告他。

所以，我們也要特別注意遵守法律法規、公司和學校的規章制度，以免授人以柄。

最近幾年，關于被性騷擾、性侵犯的案件，受害者都會先通過網絡實名指控，引起媒體和社會大眾的關注，來推動事件的發展，尋求公平正義。

關于案發以后，如何向網絡和社會求助的問題，我想特別講清楚。

網絡曝光，是一把雙刃劍，把握不好分寸，由此帶來的隱私信息泄露、各種二次傷害，甚至是法律方面的風險都是現實存在的，要盡量避免。

所以，當被害人決定通過網絡和社交媒體尋求幫助時，要保證所述事實屬于客觀陳述，不做夸大宣傳，且最好能有相關的基礎證據支持，以防止被對方反過來控告侵犯其名譽權，甚至是刑事誹謗罪、誣告陷害罪。

那我們要怎么做呢？

最好是根據實際情況（持有證據的充足程度），采取不同的網絡曝光方式：

直接證據很少，甚至是沒有，但有一些間接證據，不是太充分的，此時對實名指控應持審慎態度。

比如可以對涉及被指控人的真名、所在單位、身份頭銜等相關具體信息，做適當的技術性處理，不要體現出直接的、明顯的指向性。

直接證據沒有，間接證據也幾乎沒有，法律維權沒有基礎，不可能形成一個有效的法律維權，此時最好不要做實名指控。（除非對方是社會知名人士，即使是這樣，也通常是兩敗俱傷）

看能否尋找到跟自己有類似遭遇的受害女性，共同舉報控告，可以通過講故事的方式進行傾訴，爭取共鳴。

無論怎樣，受害者在選擇網絡實名指控時，最好是依法、溫和、理性進行，注意方式方法，首先要盡可能把自己的法律風險規避掉，以避免自身維權不成反成被告。

這種反撲已不是一兩起。最近這段時間，我們接到了類似的案件，因為網絡實名指控，而反被對方指控侵犯其名譽權。

同時，也希望媒體在關注性騷擾、性侵犯案件時，要聚焦案件本身，而不是挖當事人隱私，是否有負面信息。

輿論環境很復雜，在性別平等意識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公眾在圍觀案件時，有時也會用有色眼鏡去看待性侵害案件當事人，或者污名化受害者。

電影《熔爐》截圖

最后，我想強調，性侵案件的核心問題，是是否違背當事人意愿。

即便不存在直接的肢體暴力和脅迫，但行為人可能會利用其與被害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對被害人施加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控制，使得被害人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進而實施性騷擾和性侵犯。

我們不能像古人要求烈婦烈女那樣去要求當代的女性，以死相拼甚至寧死不從，這樣是不符合婦女的人身權利保障要求的。

復雜的權力（關系）發生作用的時候，即使是溫柔的強奸也仍然是強奸。

*本文僅代表受訪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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