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文宗畫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建于元大都興圣殿西廊的奎章閣學士院，是元文宗（1304年—1332年）實行“文治”的主要成就之一。元文宗被譽為元諸帝中最為風雅的一位皇帝，精通漢文、能詩文書畫、重視中原歷史文化，其在位時創建的奎章閣學士院，與翰林國史院、集賢院并稱元代三大文化機構。奎章閣學士院的設立，也是北京歷史上首次成為全國文化中心的重要標志之一。

“命儒臣進經史之書，考帝王之治”

為了便于了解奎章閣的大致位置，首先略述元大都城建設的基本情況。

元于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在原金中都的東北三里處，筑城圍六十里，到了至元九年（1272年），正式更名為元大都。大都城內的宮殿主要有：一是宮城（亦稱大內），即皇帝的主要宮殿；二是隆福宮，為皇太后住的宮殿；三是興圣殿，是皇后妃嬪們居住的地方。

(相關資料圖)

天歷二年（1329年）二月，文宗在大都立奎章閣學士院，目的是“命儒臣進經史之書，考帝王之治”。文宗對奎章閣學士院的重視，主要反映在品秩的提升以及官員的增添上。立奎章閣學士院之初，其秩為正三品，同元代重要政務中樞中書省下設的六部品級相當，置大學士、侍書學士等官職。同年八月，升奎章閣學士院秩正二品，更司籍郎為群玉署（秩正六品），立藝文監（秩正三品，專掌書籍），藝文監下設藝林庫（掌藏貯書籍事）和廣成局（掌傳刻經籍及印造之事）。次年正月，再升群玉署為群玉內司（秩正三品，掌秘玩古物），并置奎章閣監書博士二人（秩正五品，專一鑒辨書畫）。概言之，奎章閣學士院是同翰林國史院、集賢院地位相當的元代文化機構，下設有三個職能部門：分別是群玉內司、藝文監、監書博士司。

奎章閣位于興圣殿的西廊。據元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記：“天歷初，建奎章閣于西宮興圣殿之西廊，為屋三間，高明敞爽。南間以藏物，中間諸官入直所，北間南向設御座，左右列珍玩，命群玉內司掌之。”可見，奎章閣在建閣之初的位置、規模，以及閣內三間房屋具備的功能。據古建筑專家王璞子考訂，興圣宮的遺跡約在今西城文津街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一帶。位于興圣殿西廡宣則門北的奎章閣遺跡，亦當是在這片區域。值得一提的是，奎章閣學士院的一項重要職能就是保存圖書，其遺跡與今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位置相近，可謂歷史的巧合。

元順帝時期，奎章閣學士院面臨被廢除的危機，在康里巎巎（元代書法名家，曾任禮部尚書、奎章閣大學士）的據理力爭之下，以改名為宣文閣而得以留存下來。后至元六年（1340年），奎章閣易名宣文閣。《元史·巎巎傳》記載此事的經過：“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屬官。巎巎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聞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存設如初，就命巎巎董治。”盡管改稱宣文閣后“存設如初”，但規模與執掌不斷縮小，次年，崇文監歸屬于翰林國史院。至正九年（1349年），又改宣文閣為端本堂，作為皇子讀書之所。

會集天下英才

奎章閣學士院中群英薈萃，聚集了當時全國一流人才。《元史·謝端傳》記：文宗建奎章閣，搜羅中外才俊置其中，嘗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謝端。”這里，盡管元文宗是在感慨未識文士謝端的遺憾，但這恰好說明奎章閣確實匯聚了當時大批人才。據研究者統計，奎章閣自建立到更名，前后不到十二年時間里，網羅人才見于文獻者數以百計。其中，既有漢族學者，虞集、宋本、柯九思、揭傒斯、歐陽玄等，也有蒙古族燕鐵木兒、朵兒直班、泰不華等，還有色目學者忽都魯兒迷失、趙世延、康里巎巎、沙剌班等，各民族文士均在其列，使奎章閣學士院成為各民族士人融合的中心。值得關注的是，有不少閣官為皇帝特授、親擢，如文宗特授柯九思學士院鑒書博士、親署歐陽玄為藝文少監,顯示出文宗對人才的格外重視。

概括說來，奎章閣學士院及其下設的機構主要職掌有五項：

——進文史典籍、向皇帝敷陳祖訓與歷代治亂得失。天歷二年（1329年）四月，侍書學士虞集奉敕撰寫《奎章閣記》（后有文宗御書，并刻石禁中）記：建閣是為了“備燕閑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置學士員的目的，一是“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二是“俾陳夫內圣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這當是設立奎章閣最核心的一個目的。

——修纂。奎章閣學士院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修成元代著名政書《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原書已佚，現有《經世大典輯校》本行世）。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年）冬詔修，命奎章閣學士院同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萃國朝故實之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次年（1330年）二月，以翰林國史院自有著述任務，而命奎章閣學士院獨立纂修。至順二年（1331年）五月，《皇朝經世大典》修成，為一代典章制度史巨制。

——翻譯經史典籍。藝文監的主要職掌，是“專以國語敷譯儒書，及儒書之合校讎者俾兼治之”。這期間翻譯、刊刻出《貞觀政要》《皇圖大訓》等書。

——鑒定皇室所藏書法和繪畫作品。書畫鑒定家鑒書博士柯九思，專門負責鑒定“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金石鼎彝之器”。《南村輟耕錄》載，文宗御奎章閣，學士虞集與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為事”。可見文宗君臣對于品鑒書畫的熱情。

——皇家（宮廷）教育。設授經郎，以教育勛戚大臣子孫。《元史·揭傒斯傳》載：“天歷初，開奎章閣，首擢（揭傒斯）為授經郞，以教勛戚大臣子孫。”其見親重如此。

民族交融與文化認同

奎章閣學士院的設立及其展開的一系列有關活動，表明它是元代歷史上政治文化領域的一樁盛事。上文所舉五個方面，多集中于文化，例如制作了唐太宗《晉祠銘》之摹本，以及命人研制翰墨等，都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

奎章閣學士院自創建到更名，存在時間并不長。但奎章閣的文化價值與歷史影響卻是極為重要而深遠的，舉其要者，大凡有三點：

一是搜羅、會聚了相當數目的儒雅之士。虞集、歐陽玄、揭傒斯、柯九思等諸多元代文學、史學、書畫藝術領域的名士均在奎章閣學士院供職，發揮作用。研究表明，在一個政府機構集中如此多的人才，從事各種文學、藝術、教育活動，這不僅在元代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國歷史上也不多見。

二是推動元代中后期文化的繁榮。匯聚一堂的藝文之士，在大型典制體史書的撰述方面、歷史文化典籍的翻譯方面、書畫文物的保存與鑒定方面等，都作出了歷史貢獻。

三是促進了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元大都不僅是全國文化中心，也是民族融合的中心。奎章閣中聚集各族杰出的學者，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而迸發出新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家族與家學的傳承上，這種生命力顯得尤為突出。正如當時知名學者馬祖常在《恭贊〈御制奎章閣記〉》一文中詠四言詩所歌頌的那樣：

皇帝明圣，受天之命。撫御四海，民物遂性。物性既遂，泰和雍熙。雨旸咸宜，于于施施。清燕暇逸，不游不田。刻文垂訓，萬世是傳。賤臣荷寵，天光臨門。寶藏私家，以遺子孫。

更為重要的是，元朝是個多民族國家，在奎章閣官員構成上同樣具有多民族成分。這些館閣官員在探討古今治亂之道、翻譯儒家經典以及討論法書名畫的過程中，進一步加深了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另一位當時知名學者揭傒斯在《奎章閣賀表》的表文中寫道：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天下歸仁”“光被華夷”，而回望歷史，則“上有成、康之君，下有周、召之臣”，等等。從現實和歷史兩個層面賦予奎章閣學士院的種種活動以現實價值和歷史影響，其中包含著深刻的民族交融情懷和歷史文化認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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